据最高人民检察院8月22日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第四十七批指导性案例，为高质效办理每一件金融领域新类型职务犯罪案件提供办案指导。这批指导性案例共4件，分别是沈某某、郑某某贪污案；桑某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李某等人挪用公款案；宋某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违法发放贷款、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4件指导性案例涵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违法发放贷款、违规出具金融票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罪名，涉及银行、期货、资产管理等国有金融机构，犯罪事实覆盖金融理财产品承销、金融票证出具和贷款发放、股权收益权代持、利用非公开信息证券交易等多个领域，均为实践中常见且具有较强代表性、指导性的案件，对依法惩治金融腐败具有示范指引作用。

　　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表示，金融系统腐败具有涉案主体身份复杂、覆盖面较广，犯罪手段复杂隐蔽且具有专业化等特点，检察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和配合，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深化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相关法律适用研究，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依法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有力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稳定。

　　在期货交易中增设交易环节侵吞国有资产

　　依法认定为贪污罪

　　沈某某、郑某某贪污案系以在期货交易中增设交易环节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的新型职务犯罪案件。

　　2012年7月至2020年5月，沈某某先后任甲国有公司期货部操盘手、期货部临时负责人、副主任及主任，其间负责期货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参与制定甲国有公司期货交易策略，依据市场行情确定具体的操盘价格，下达期货交易指令并实际操盘。2014年2月至2020年5月，郑某某先后担任甲国有公司期货部经理、高级经理及副总监，参与制定甲国有公司期货交易策略，根据决策指令对相关期货账户进行实际操盘。

　　2015年7月至2020年5月间，沈某某、郑某某二人经合谋，向他人借用了多个期货账户，利用前述职务便利，在事先获知公司期货交易策略后，以借用的个人账户提前在有利价位买入或卖出与甲国有公司策略相同的期货产品进行埋单，采用与公司报单价格相同或接近、报单时间衔接紧凑以及公司大单覆盖等方式，与公司期货账户进行低买高卖或者高卖低买的相互交易，使二人实际控制的账户获利共计人民币3000余万元，赃款由二人平分并占为己有。

　　其间，沈某某在郑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采用前述相同方式，以其个人借用并实际控制的多个期货账户及其本人期货账户，与甲国有公司期货账户进行相互交易，个人获利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

　　2022年6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沈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郑某某具有自首、立功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一审宣判后，沈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检表示，该案指导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期货交易中通过增设相互交易环节侵吞公款的行为，可以依法认定为贪污罪。

　　二是对于利用期货交易手段实施贪污犯罪的数额，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根据行为人实际获利数额予以认定，不扣除交易中亏损部分。

　　三是针对证券期货类犯罪复杂程度高、专业性强等特点，可以借助多媒体方式展示证据，强化举证效果。

　　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等

　　被判处无期徒刑

　　桑某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桑某是甲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下简称甲公司)原总裁助理、投资投行事业部总经理，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

　　关于受贿罪：2009年至2017年，桑某利用担任甲公司投资投行部总经理，乙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公司或个人在企业融资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公司、个人给予的股权、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5亿余元。

　　其中，2015年至2017年，桑某利用职务便利，为郭某实际控制的泉州某公司借壳黑龙江某公司上市、获得乙公司融资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借壳上市成功后，黑龙江某公司股票更名为泉州某公司股票。2016年9月，桑某安排朋友蒋某与郭某签订股权收益权代持协议，约定郭某低价将泉州某公司股票500万股股份收益权以上市前的价格即每股7.26元转让给蒋某，协议有效期至少为一年，按照退出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9折计算回购股份金额，蒋某向郭某支付3630万元。2017年3月，协议有效期尚未到期，蒋某见市场行情较好，遂与郭某签订协议，约定由郭某提前回购股权收益权，回购总价款为6200万元。同年4月至7月，郭某分两次将6200万元转账给蒋某。蒋某实际获益2570万元，并与桑某约定平分。

　　关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015年6月，乙公司管理的一个基金项目成立，桑某让其朋友温某的云南某公司投资1.61亿余元作为基金劣后级，后其中的1.3亿元出让给乙公司，云南某公司剩余3132.55万元劣后级份额。为帮助云南某公司提前转让该剩余部分份额获利，2018年2月，桑某找到朱某帮助承接，同时未经乙公司经营决策委员会及董事会研究决定，违规安排乙公司向朱某实际控制的上海某公司出具函件，表示知晓上海某公司出资1.01亿元购买云南某公司剩余的全部劣后级份额，并承诺将来按照其出资份额而非基金份额分配股票。2018年3月，上海某公司出资1.01亿元承接云南某公司劣后级份额后，云南某公司早于乙公司退出该基金项目，并获利7000余万元。因云南某公司提前退出，导致改变了劣后级合伙人分配协议等文件约定的浮动收益分配规则，使得基金份额年化收益出现差别，经会计师事务所测算，乙公司少分得投资收益1986.99万元。

　　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桑某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乙公司及该公司实际控制的某基金证券账户投资股票名称、交易时间、交易价格等未公开信息。经证监会认定，上述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其间，桑某违反相关规定，利用上述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本人控制的公司和他人名下证券账户进行关联趋同交易，非法获利441.66万元。

　　2021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桑某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五十万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桑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检表示，该案指导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办理以投融资方式收受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要综合审查投融资的背景、方式、真实性、风险性、风险与收益是否相符等证据，判断是否具备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二是渎职犯罪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的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因错失交易机会、压缩利润空间、让渡应有权益进而造成应得而未得的收益损失。

　　三是办理证券期货类犯罪案件，对于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的范围、趋同性交易盈利数额等关键要件的认定，一般应调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专业机构的认定意见，并依法进行审查判断。

　　着力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

　　坚持“一案双查”

　　最高检第三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在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着力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和配合，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依法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惩治和威慑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助力清除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害群之马。既要依法办理好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也要驰而不息地打击各个领域和环节的“金融蛀虫”，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

　　二是坚持“一案双查”，加大在办理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中同步审查洗钱等衍生犯罪问题力度。在提前介入阶段要严格审查对洗钱等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加强与监察机关的会商交流和跟踪反馈；审查起诉阶段对于符合法定追诉条件的洗钱等犯罪，依法提起公诉，筑牢金融风险防控的堤坝。

　　三是制定指导意见，破解实践难题。近期，围绕办案实践，加强总结研究，最高检拟针对办理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相关法律适用以及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工作协作配合等问题制定具体意见，进一步厘清实践中的难点和疑点，明确法律适用规则和工作责任落实，确保执法、司法标准相统一。

　　四是加强诉源治理，提升法律监督的力度和准度。探索数字赋能职务犯罪检察，结合办案大数据及时发现、深度剖析金融风险环节和点位，及时向有关单位和部门通报涉案企业在监管和防控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升检察建议的“刚性”和“韧劲”。同时，积极探索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工作，不断加强法治警示宣传教育，从源头推动金融环境的净化。

　　五是多措并举打造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检察专业团队，夯实工作基础。加强对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检察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团队建设、人员交流、岗位锻炼、疑案研讨、同堂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以更优更强的检察履职推动金融反腐工作向纵深发展，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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