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有两个相互独立的推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资本投资导致的效率进步，它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外部效应都显示在残差中。但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使得人均收入实现了30%〜50%的增长。但事实上，创新带来的效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不仅如此，它还促进了物质资本的增长。因此，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独立作用实际上是个假象。

如果效率进步和物质资本真的是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独立因素，那么在有些国家就会出现人均物质资本快速增长但效率停滞不前，或者效率快速增长而人均物质资本几乎没有提高的现象。事实上，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效率进步总是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如影随形。

尽管资本存量很难衡量，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资本增长和效率进步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两个变量显著相关时，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效率进步一定是导致人均资本存量提高的原因。

在工业革命更早时期的狩猎社会，人们对土地以及资本品都没有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所得就构成了全部收入来源。因此，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期进程很可能呈现出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带来稳定农业的新石器革命大大增加了各种资产在总收入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但是，随着工业革命降低了土地这种资产的价值，劳动力这一要素成了收入的决定性源泉。因为劳动力这一要素对于每个人都是平均分配的且不会与人分离，它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为重要，这一趋势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恶化。

难以想象，在工业革命中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并没有获利。事实上，土地的实际回报率在工业革命早期略微上升后就开始不断下降了。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

首先，很多土地密集型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很低。而现代社会中高收入消费者每天的消费量要比工业革命前工人的消费量低，因为卡路里消耗量与人们从事体力活动的强度成正比。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一些地区的男性农场工人（通常都比现代美国男性身材更小，体重更轻）每天要补充4500卡路里的能量。他们之所以要消耗这么多能量是因为一年中有300天他们都要每天从事10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因此，尽管收入增加了，对于生产性用地的需求并没有相应扩大。

其次，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了，尤其是节省用地的技术大大进步了。这样，尽管土地的供给基本是固定的，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还是比人口增长速度快。

另外，地下燃料（主要是煤和石油）的开采取代农业成了现代社会能源的主要供应源。通过开采在地下经历数千年形成并储藏的能源，我们的社会暂时可以大大增加土地的供给。比如，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农场的年产出价值为1.14亿英镑。以当时消费者使用量衡量的年均煤产量价值6600万英镑，因此煤矿所提供的能量本身就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农业部门的产出。

知识资本生产似乎在1800年前后开始增加，并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大量的外部收益。它使得各国的效率提高了，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增加了。

工业革命以来发明家们往往很难从他们的发明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中获取收益。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的回报率通常都要超过资本收益的市场水平。但工业生产资本的收益率之所以更高似乎是因为各公司能够制造行业进入壁垒，而不是来源于该行业的生产率进步。而行业壁垒通常都与技术进步没有多大关系。影响行业壁垒的因素更多地在于规模报酬递增或者通过广告制造品牌效应的能力等因素。

1770〜1870年间，棉纺业的效率增长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但由于该行业较高的竞争性，以及当时的专利制度无法有效保护大多数科技进步，该行业的利润率较低，而新竞争者层出不穷。

尽管由于纺织业的竞争性，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创新浪潮并没有带来超额的利润，而发生在铁路领域的第二次浪潮似乎带来了更多机遇。铁路是一种具有规模经济的技术。首先，必须用铁轨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而一旦铁轨建好，想要进入该领域的竞争者就必须至少另外再建一条铁轨。由于大多数城市之间很难支撑多条铁路，排外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似乎就不可能产生了。

1830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成功修建了一条铁路（到19世纪40年代该铁路的股票以相当于票面价值2倍的金额售卖），引发了长时间对铁路的投资风潮。

1825〜1867年间英国的铁路建设

上图，显示了英国1825〜1869年间铁路网的快速扩张情况。到1869年，在英国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建起了12000英里的铁路。铁路投资和兴建的速度如此之快，成就了1839年和1846年经济史上的“铁路狂热”时期，铁路行业吸引了英国大部分的固定投资。

投资在英国的收益表

但是，与棉纺织业相似的激烈竞争使铁路行业的利润率很快降到了较低的水平。即便在铁路开始兴建的前10年里，投资资本的利润率也很小。到19世纪年代，实际收益率（实际投资的资本的收益）并不比投资风险很小的政府债券或农业用地的利润率高。由于铁路线路具有地方垄断性，铁路行业最终陷入了依靠增加线路的持续竞争中。

这样一来，消费者成为了行业竞争的最大受益者，拥有棉纺织机的工厂主和已经控制铁路经营的资本家，只能选择在行业内狼狈脱身，在土地和政府银行债券中获利。工业革命期间最成功的棉纺织巨头理查德·阿克赖特在1792年去世时的身价为50万英镑，他的儿子小理查德继承了父亲的纺织厂。然而，尽管小理查德亲自管理工厂而且商业经验丰富，棉纺织业的生产率增长也仍然十分迅速，他最后还是将父亲大部分的工厂都变卖了，转而投资土地和政府债券。到1814年，他个人持有的政府债券就价值50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