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就是要实现稳和进两大目标 。稳包括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等任务。因此，淡化GDP增速不等于不要GDP增速，而是不要人为设定一个目标后被迫采取各种措施去实现它。但是，如果经济增速出现快速下跌，就会影响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利于防风险任务。因此，经济增长尽管不求速度，但要求稳。

　　防风险的意义就在于维持整个经济体系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避免局部的风险或系统性风险威胁到宏观经济稳定。而防风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用渐进式的方式逐步降低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而这可能影响到经济的稳定性，因此，稳增长与防风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目标，如何拿捏，对各级都是一个考验。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改革、调结构则属于“进”的目标。在的开局之年，必然要求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此同时，结构性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

　　在稳与进这两大任务之中，地方在“稳”的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地方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其中重点是防风险，严格地方债务规模，将杠杆率降低到合理水平。显然，在维持经济平稳的同时又要去杠杆、防风险，对地方而言是一个苛刻的要求，但只有地方挤水分、去杠杆，才能实现中国整体经济长远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促改革、调结构等“进”的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地方主要是执行，或者承担试点工作。比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以及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出的改革任务，属于中央的权责范畴。

　　因此，中央积极推动改革，地方才能跟进落实。中央需要继续在简政放权、加大开放力度、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积极推进，地方才能有所作为。另外，中央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使地方在稳增长、防风险等方面具有一个好的环境与基础。

　　长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地方间的竞争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以GDP增速与规模为核心的地方间竞争，促使各地更加重商，大力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优惠。在过去若干年里，地方更倾向于依赖国企与自身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积累了过多的地方债务与国企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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