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县期货开户哪好,房县期货开户该注意些什么?
发布时间:2016-10-9 14:57阅读: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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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着眼于方法论,我们可以说,法律东方主义,或者更一般地说,东方主义,秉持的都是所谓本质主义的二元论。西方与东方,美国与中国,都因为其固有且不变的本质上的差异而彼此有别。有意思的是,这种东方主义的认识模式并不必然导出对东方的负面评价。在启蒙运动早期以及更早时期,西方人描述(想象)中的中国是被高度理想化的。而在这一形象完全被颠倒的今天,借助于同样的认识论框架,东方也同样可以重新确立其“主体”地位。比如,通过把鸦片战争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种东方主义叙事),构造一段“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寻获主体性的历史。或者,强调和高扬“亚洲价值”,把东方从被改造的客体转变为自足的主体。只是,如此建构起来的主体仍然是扭曲的,因为这种主体是按照西方的东方想象被预先规定的。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络教授努力探求并倡导一种比较研究的伦理,这种伦理不是为了规范已经被预先设定了的主体,而是用来规范主体形成的条件。为此,他打破了人们熟悉和惯常使用的范畴,在这些范畴之间和之外去寻找新的主体。比如,他重新讲述了中国亲属法和美国公司法的故事。按他的讲法,中国亲属法在历史上发挥了现代公司法所具有的许多功能,更重要的是,当代美国公司法的许多方面可以很容易地类推适用于亲属法的规范。这是一个把中国亲属法解读为某种公司法,同时将美国公司法的某些方面解读为亲属法的思路。其最终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亦此亦彼的(详第三章)。这种去中心化的策略消解了普世与特殊之间的对立,使关于某种新主体的构想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他在中国当下的法律与社会变迁中去着意发掘的。
在聚焦于当代问题的最后一章里,络教授延续了之前对亲属法和公司法的分析,以期发现一种可能的新的公司主体。他发现,当下中国存在一个融合了儒家自我、社会主义自我以及自由主义自我的主体结构,它超越了西方式的国家-个人的公私二分。同样,他还注意到,惯常合法与非法的二元规则结构远不足以涵盖中国纷繁的社会现实,相当领域范围内的活动似乎应被描述为不法的(unlegal)、非关法律的(nonlegal)或超逾法律的(extralegal)。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依正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只是一些“例外”,并无理论意义。说到底,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除了证明已经在西方实现了的普世性,别无意义。但在络教授看来,正是这种东方主义思想方法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以至于人们只能在“理想化的自由个人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变种之间做出一种虚假的、可预知的意识形态‘选择’”(212页)。其实,他并不否认权利话语在今天中国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积极意义,他只是要提醒人们,权利的自由仅仅是一种自由,而非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应放弃其他种类的自由。他又引用另一位中国法研究者的话说,相对于不断提出那个支配中国法研究的形而上学问题:“中国有法治吗?”“我们”应该问的是:“中国应当存在与我们当前构想的概念一样的法治吗?”(59页)由此,他构想了一种依“中国普世主义”方式重塑法治的可能性,他把这种可能称之为东方法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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