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货币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继续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这是中央银行对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总体表述。三个关键词：稳健、中性和适度。

　　这与长期以来简单使用“稳健货币政策”有了很大的区别。至少它告诉我们：未来货币政策的“稳健”既不是偏向于宽松，也不是偏向于紧缩，而是“中性”为主。那什么叫“适度”？我的理解，这个提法恐怕更多地是为货币政策的执行留下“灵活性”。在“中性”为主的前提下，要讲求“适度宽”或“适度紧”。同时，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做出了一些解释。他说，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这恐怕就是央行考虑货币政策“中性”的关键原因。

　　我们曾经多次强调，中国货币政策的松紧直接关系到人民币汇率的升贬预期，所以如果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而需要人民币宽松，那我们必须容忍人民币的适度而有序地贬值。注意，我们强调“适度而有序”，绝不是在攻击之下所表达出的“无度而失序”。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有很大的问题。经济情况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予以支持，但宽松货币引发的货币贬值攻击又束缚了宽松货币的手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矛盾？我认为，关键是美元贬值之时，中国没有跟随贬值；美国货币宽松之时，中国没有跟随宽松。甚至是相反，美国大规模QE，我们却在拼命紧缩，拉高人民币币值，并美其名日“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曾经解释过，以人民币不断升值而吸引国际社会愿意接受人民币，那实际是自杀。因为，当人民币严重高估而不得不贬值的时候，已经流入国际市场的人民币将变成攻击的人民币的工具。不是吗？存续于香港等所谓“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人民币，这次不就变成人民币贬值攻击的武器吗？在此前提下，我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前一道、后一道——两道陷阱让中国经济腹背受敌。

　　前面的一道陷阱是：为避免人民币长期遭受贬值攻击，中国货币政策该宽松而不敢宽松。这当然的是错误的。不要以为“中性适度”可以对付一阵子，但实际上，该“宽松”时选择“中性”本身就是错误，就是有悖于中国经济需求的选择。

　　后面的一道陷阱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或主要经济体的极度宽松，中国“中性”货币政策依然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这会让中国实体经济所面对的金融环境继续恶化，重新回到“资本输出”时代。实际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全球资本市场狂欢，恰恰说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利他”的。

　　由此可见，尽管“中性货币政策”恐怕是“充满无奈”而“好过紧缩”的“最佳”选择，但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嗅到一股“被绑架”的味道？谁绑架谁？人民币汇率的担忧绑架了中国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央行说是要“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但他们制定货币政策依然是基于人民币汇率的考量，这是不是重大偏差？

　　破解之道有没有？当然有。但我坚信中国央行不肯这样去做。不管他愿不愿意吧。我们把话出来，也算我们对国家尽心尽力了。

　　什么破解之道？打爆人民币空头之后，瞬间过度贬值。两个步骤缺一不可。第一步，中国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破釜沉舟地集中力量打爆空头，同时大抛美国国债兑换现金。一方面拉高美国国债收益率，震慑美国经济；一方面换回美元现金以对抗人民币空头。第二步，当空头爆仓而短时间无力反击之时，一次性将人民币过度贬值。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过度贬值。因为我们不知道适度的平衡点在哪，但我们却知道公认的“过分点”，比如1美元兑8.5人民币。然后，有管理地放开人民币汇率，允许地较快升值到所谓“均衡点”。

　　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做法对外债持有者不利。据统计，截至2015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5298亿美元。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余额为5063亿美元，占33%；短期外债余额为10235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67%。短期外债余额中，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占比49%。迅速的行动，对长期债务而言问题不大，但对短债恐怕有很大问题。因为瞬间增加了债务负担，但至少企业与政府合作，而政府予以“旧有贸易贷款”一定程度的补贴，估计几亿元人民币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此一次性地解决问题，总比遭受长期磨难、长期无底洞似的消耗要好。

　　而且，一次性实施上述方案之后，中国可以用宽松货币政策对冲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不仅稳定了汇率，同时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恶性循环，使实体经济获得了良好的成长预期，股市上涨，股权融资重启。这才是真正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