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开放政策高度关注。2月26日，在于上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对G20和中国经济金融有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主持了新闻发布会。

　　G20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平台“G20是全球主要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平台，并在近年来已经发挥重要的作用。”周小川表示，G20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包括巴塞尔标准在内的全球金融部门的改革、国际货币资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形成共识、实现全球税收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是G20的重要参与国，也起到了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作用，致力于解决G20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他表示，G20会通过全球的总需求管理，强调全球的结构性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周小川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关心的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推动G20加强政策协调，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稳定；二是讨论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构建更加平稳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三是继续努力推动全球金融部门的改革，并研究如何应对金融体系中出现的新风险和脆弱性；四是推动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五是研究通过绿色金融来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G20就是加强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一种机制，在G20的讨论中，包括加强政策协调、克服危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都是G20协调共同行动的内容。至于G20是否会专门就汇率进行协调，周小川称，过去G20没有这么做，因为宏观政策和增长政策协调的覆盖面比较大，不一定就某一项具体政策来进行协调，将关注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如何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也是G20的成果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G20共同努力，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危机，这既包括加强监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与此同时，G20也在规则方面对一部分金融监管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通过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使宏观调控更加审慎。周小川表示，G20已在这些方面达成共识，不过，各国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考虑适应各国国情、体制和法律。

　　“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周小川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方都发现监管体制所存在的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及潜在危机，因此有必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在这一问题上，全球实践不同，虽然有一些倾向性的意见，但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

　　周小川明确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作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其中一个因素是要考虑新的监管体制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政策框架的执行。”

　　货币政策对危机后

　　加快复苏起到重要作用

　　在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怎样的不利影响、后遗症，货币政策如何着力才算合理适度”这一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关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都在讨论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要抓紧应对，分类来讲，会考虑三方面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其中也包括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是比较大的。各个国家现在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虽然各国之间可能有些差别，但都有一些货币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周小川表示，财政政策也相对比较灵活，但各个国家财政政策的空间不一样。有的国家赤字已经偏高，债务总水平、政府债务过高，余地就变得比较小，而有的国家仍有空间。此外，财政政策一般的程序是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受约束更多。

　　对于结构性政策，周小川表示，有的结构性政策要到中期才见效，而“治本”可能会更慢一些。此外，劳动力市场问题、医疗、养老、创新等一些结构性政策的实施过程是比较痛苦的，并不那么顺利。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确效率比较高。

　　“我个人觉得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确实也作出了很多适当的反应，缓解了危机，对渡过危机、加快复苏，都起了重要作用。”周小川表示。但与此同时，别的政策应该跟上，仅仅使用货币政策就有可能过度。货币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应就有可能出现递减。周小川认为，在货币政策使用的同时，还要加强使用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周小川还强调，在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调节总需求的，除此之外，要更加强调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近期，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欧元区、日本实施负利率，与此同时，美国却不断释放加息信号。周小川表示，从传统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研究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时，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国内经济，特别是国内的总需求。随着全球化水平提高，经济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开始受到重视。虽然每个国家仍旧是为本国的经济制定货币政策，但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外溢效应并加强沟通和讨论。G20、巴塞尔的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以及金融稳定论坛都是这样的沟通场合。

　　但周小川也坦言，现在很多问题还在探讨之中，比如，关于外溢效应该如何处理尚在探讨之中，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论。

　　至于金融安全的问题，周小川认为，金融风险更多的是通过危机传导，不是常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对于危机传导，G20提出了几方面构想：一是要防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跨国冲突；二是监管体系的跨国合作和监管标准的统一化；三是对破产机构进行合理化的跨境处置；四是要考虑存款保险的核心原则。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处于正常变动之中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2308.93亿美元，较上月下降994.69亿美元。2015年全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5127亿美元。

　　“不像石油的油田储备量是一个固定的数，把油抽完了就没有了，外汇储备有点像水库里的流水，上游不断有水进来，下游也有水不断流出，中间部分是外汇储备。”周小川用这一比喻来解释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过去一段时间的外汇储备变动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处于外汇比较短缺的阶段；二是2002年起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这一度使得各界觉得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积累过多。

　　周小川表示，资本流动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对于有观点认为去年外汇储备下降过快，周小川表示，其中涉及多种因素，政策应对也是多方面的。至于外汇储备究竟处于何种水平比较合适，周小川指出，过去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最好是能够支持3个月的进口支付，但这一说法后来发生了改变。国际货币基金对合适的外汇储备规模也有一些观点，但是现在很难说哪一种观点能够占主导优势。

　　周小川强调，目前无需担心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从政策上来讲，只要能够确保宏观经济政策正确，使不平衡因素走向平衡，外汇储备即会保持在合理正常水平。

　　“此外，最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维护宏观经济的健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周小川表示，汇率政策、国际变动情况也会导致资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各方特别是新兴市场而言，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协调，减少溢出效应。

　　周小川表示，只要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有说服力，国内经济增长、健康发展，资本流动即便出现一时的波动，也会逐渐回归理性。

　　至于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周小川指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不会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者资本流动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利率以及货币政策数量方面的考虑，主要还是要确保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向新的更加健康、可持续、结构更加优化的新增长模式。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在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于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这其中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周小川指出，现在还处于建立利率走廊的过程中，市场开始逐渐关注和习惯这一变化。过去利率走廊中间值依赖于基准利率，现在更多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利率偏离中间值过多的时候，中央银行的货币市场操作会给予关注，以使之处于合理区间。

　　汇率等金融市场价格

　　需维持均衡水平

　　在回答有记者提出的人民币汇率与一篮子货币以及美元的关系问题时，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汇率参照一篮子货币提出的时间比较早，其进展也起起伏伏，主要原因还是全球经济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全球多种货币都在起作用，而且有一些货币的作用还在逐渐加强。周小川指出，所谓参照一篮子货币就是在前一天外汇市场交易的基础之上形成当天的开盘中间价，在中间价的形成过程中考虑一篮子货币的变动。

　　周小川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多元化，多种货币的重要性权重在发生变化，一篮子货币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在一篮子货币中，美元仍旧是最主要的货币。“我们有三种主要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其中，美元还是起主导性作用。但是欧元、日元、英镑和其他货币，甚至包括新兴市场的货币，也都有一定适当的权重。”周小川称。

　　“参照一篮子货币跟参照美元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篮子货币里权重最大的还是美元。”周小川表示。

　　在回答有关记者提出的全球金融市场共振问题时，周小川指出，因为全球包括中国经济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任何政策包括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应该精心设计，同时也确实面临挑战。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讲，一个很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使价格在均衡水平附近，这其中不仅包括外汇市场，也包括其他金融市场，要防止泡沫的出现和积累，特别是如果严重偏离了均衡水平，就必然有调整的压力。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各个不同板块之间有可能产生相互影响，因此，每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变动确实从理论上讲应该事先考虑好对其他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是否有相互增强的共振。”周小川指出，从国际来讲，各种政策的制定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除了国内以外，对国际层面也要作出考虑。但是，由于并不能够事先预见到所有情况，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事先的效果模拟时需要更加小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缩手缩脚，要进行改革，要对中国经济作出实际性的改善，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要果断推行，出了一定问题还可以进行适当弥补。”周小川强调，只有经济总体是健康的、可持续的，那么，一些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以后也会回归正常。

　　对于是否存在竞争性贬值赢得出口竞争力，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历来反对这一方式。总体来讲，中国的出口尤其是净出口数量还很强大，2015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6000亿美元，所以，也不需要用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中国的出口能力。

　　需警惕过高债务率

　　可能引发的问题

　　对于记者提出的债务率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债务与GDP的比值偏高，同时，这一比值还在继续增长，这需要引起警惕。中国政府包括中央银行对此问题高度关注，也精心进行国际比较。“至于是不是有一个标尺，超过就会出现问题，对此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还没有发现非常明确的规律。”周小川表示，中国的债务率问题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其中有三个因素特别需要关注。

　　首先，中国的储蓄率高，接近50%，包括政府储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还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大量储蓄是走银行系统，当然也有一部分走债券市场。这部分金融媒介把这些储蓄转变为债务，所以债务就会显得比别的国家高一些。

　　第二，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股票市场发育得比较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通过股本融资变成企业的股权，那么债务就可以少一点。中国也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但也不能拔苗助长，它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还是相当主要的渠道，这也导致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周小川解释称。

　　第三，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均GDP水平低，没有过多的积累。而发达国家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积累，财富存量比较大，所以转换为投资时不需要借钱。周小川表示，随着中国国内特别是企业、个人财富的积累，靠借债来融资的做法也会有所降低。

　　“所以，对这个事还是要有耐心，我们既要防止过高债务率可能出现和造成的问题，充分吸取国际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审慎分析我们自己的国情，寻找一条道路逐步缓解这样的现象。”周小川表示。

　　去杠杆关键是

　　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

　　有记者提出，不久前出台的房地产新政再次下调了二套房个贷首付比例，有观点认为这是加杠杆。同时，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长了2.5万亿元，有评论认为这是“放水”。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杠杆定为今年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那么，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应该如何去杠杆？

　　周小川表示，中国作为改革转轨国家，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步很晚，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房子，所以住房贷款应该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租房子或买房子也会带来住房贷款比较快速的发展。对于住房贷款快速发展的风险，周小川指出，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重还相对偏低，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至50%，而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此外，银行系统也认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产品。

　　“房地产市场发展有时候冷、有时候热，也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行逆周期调节，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首付比，过去一度定为30%，现在适当下调，因为实际上这个审慎度空间还是够的。”周小川表示，适当降低一些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比例仍旧明显小于其他领域（如企业的贷款和对开发商的贷款）。

　　周小川指出，在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之下，将来应该加强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同时，让银行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他们对不同客户采取不同政策。他进一步解释称，有的银行认为这个客户风险小，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决定价格和首付比怎么设定，但同时，银行的总体质量应有监管部门进行更加严格的综合平衡监管，这将是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的一个体系。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整体审慎性的监管，同时，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具体业务的灵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权，总体来讲，这样也不会影响整体风险的可控程度。

　　周小川还强调，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控制杠杆率，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目前，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否偏高的问题也受到关注，但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并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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