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中旬，冯丽所在的工艺品加工出口企业与银行签订了一份外汇套保协议，将2026年70%的外贸美元货款结汇价格锁定在6.90—6.95之间。

　　面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位企业负责人多了一份淡定从容。

　　以往，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突破6.80时，冯丽就会寝食难安，因为结汇金额缩水幅度几乎吞噬了外贸业务所有利润；如今，靠着这份外汇套保协议，即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突破6.70、6.60……她也能按6.90的汇价结汇，保住至少80%的外贸利润。

　　冯丽或许并不知道，过去5年，外汇套保业务迎来迅猛发展期，成为企业抵御汇率风险的一项重要工具。

　　2026年1月1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逾1.9万亿美元，较2020年翻了近一倍；企业外汇套保比率为30%，较2020年提高8个百分点。

　　外汇套保比率是衡量企业在跨境贸易投资过程中，使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比例的重要指标，这个数值越高，显示企业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与操作力度越强。

　　这折射出企业的外汇套保需求持续旺盛。刘浩是一家股份制银行华东地区分行的对公业务部主管。过去3年，他参与了逾百家企业的外汇套保方案设计，也见证外贸企业的“不易”——受外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影响，众多外贸企业的出口业务利润率降至不到5%，如今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4%—5%，导致结汇金额相应缩水，直接令外贸利润锐减。

　　这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李斌表示，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企业在跨境贸易投资中，主动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上升。外汇局持续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开展工作，包括多种方式开展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传；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汇率风险管理服务长效机制；提高外汇市场基础设施服务能力、降低中小微企业相关成本等。

　　2026年，刘浩领到两项新工作指标，一是新增至少150家外汇套保“首办户”企业，二是力争所有“首办户”企业续签外汇套保协议，推动他们向“长期户”有效转化。

　　套保需求

　　冯丽创办的企业主营瓷器、玻璃等工艺品加工，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地区，月均外贸收汇额约200万美元，平均收汇账期在3—6个月。

　　最初，她并不了解外汇套保，完全采取“裸奔式”的结汇模式——当她将美元货款结汇成人民币时，若遇上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贬值，她就能多收3万—4万元结汇款，反之若人民币刚经历一波上涨行情，她就少收5万—6万元。

　　过去3年，冯丽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拓展海外市场新客户，加之外贸业务年利润额保持在40万元左右，所以她一直没有将抵御汇率风险作为一项优先处理工作。

　　正是这份疏忽，让她在2025年下半年吃了大亏。

　　去年7月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迎来一波上涨行情，从7.15一路上涨至7附近。受此影响，冯丽发现去年7—10月的美元货款结汇额总计缩水逾45万元，直接导致这段时间的外贸业务净亏损约20万元。

　　对此，冯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她能做的只有“亡羊补牢”。去年11月底，她找到贷款银行寻求帮忙，在短短两周内就签订了一份外汇套保协议。

　　“希望这份外汇套保协议能让我在今年睡个安稳觉，不会一觉醒来看到人民币汇率快速持续升值，就担惊受怕外贸利润又没了。”冯丽说。

　　刘浩对此深有体会。过去3年，他发现涉足外汇套保的企业数量多了起来，这是因为企业再也难以承受汇率风险吞噬外贸利润。

　　2026年1月22日，他接待一位向日本出口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企业负责人，后者急切需要一份锁定日元—美元远期兑换汇价的外汇套保方案。

　　这家企业原先都会将日元货款兑换成美元，用于采购海外零部件。没想到过去两周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0附近，导致这家企业将日元兑换成美元的金额减少约3万美元，不但出口日本的外贸生意无利可图，还拖累海外零部件采购资金出现约1.5万美元缺口。

　　近日，这位企业负责人频打电话催促刘浩，能否尽快给出一份将日元—美元长期兑换价格锁定在148附近的外汇套保方案。

　　刘浩发现，面对汇率波动加大，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对外汇套保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5年前，他和外贸企业聊起外汇套保，后者会询问，“这有什么用？”

　　当下，他与外贸企业聊起这个话题，对方直接要求他先提供一些企业外汇套保实操案例供参考。

　　2025年，刘浩参加了10余场由地方政府举办的外汇套保推介活动，每场活动都坐满了外贸企业高管，相比5年前的门可罗雀，完全变了一番景象。

　　过去两周，刘浩回访了5家参与外汇套保的出口企业，对方均表示通过外汇套保锁汇，也就锁定了外贸成本与收益，即便今年人民币汇率超预期升值，他们也不再担忧结汇金额减少，直接吞噬掉外贸利润。

　　摇摆心理

　　过去一年，刘浩走访了逾百家外贸企业，发现逾60%企业负责人存在着明显的“摇摆心理”，他们一面认可外汇套保在抵御汇率风险方面的良好成效，一面依旧有侥幸心理——他们会采取持币观望+择机操作策略，等待人民币汇率突然下跌，到时通过集中结汇，就能令结汇金额远远超过自己预期值，创造额外的高收益。

　　“这其实还是赌汇率心态，反而使得企业遭遇更高的外汇风险敞口与汇率风险冲击。”刘浩直言。

　　为了说服他们放弃侥幸心理，刘浩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讲道理——强调持币观望+择时结汇策略或许能产生一时的高收益，但就中长期而言，它很难保证企业的经营利润不被汇率波动风险所侵蚀；再如摆事实——通过讲解外贸企业借助外汇套保彻底摆脱汇率风险的正面案例，引导他们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

　　不过，不是所有的企业负责人都能被说服。

　　作为福建地区一家进口大豆压榨企业的外汇套保操作专员，武婧只能看着企业负责人在2025年底重新调整了外汇套保策略——将参与外汇套保的购汇金额比重从40%压降至30%，剩余70%购汇金额则采取择机操作策略。此外，30%购汇金额对应的外汇套保方案也做了调整，相应的9个月期外汇期权执行价格（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远期购汇约定价格）从6.85调高至6.75。

　　其间，武婧建议企业负责人不要贸然调整外汇套保方案，一旦2026年人民币汇率未能上涨突破6.75一线，企业将面临至少150万元的额外购汇开支。但后者对人民币大幅升值胸有成竹，还要求她多关注美联储降息、美元全球货币地位下滑等新闻，全面了解美元贬值大趋势。

　　武婧认为，企业负责人之所以决定赌汇率，一是他有着很强的冒险精神，二是力求实现购汇金额最小化，通过这种极致降本做法提升利润率，因为近年来，大豆压榨市场竞争激烈令企业利润率从11%跌至5%。

　　在外汇套保推介活动期间，刘浩注意到很多企业的财务总监、外汇套保操作专员深谙相关操作，但是在面对企业负责人的赌汇率决策时，他们往往沉默不语。

　　刘浩称，在外汇套保实操层面，企业不但需核算订单的换汇成本，设定套期保值的目标汇率区间和止损点位，还得根据市场汇率情况确定套期保值比例；在考核层面，企业不能以锁汇价格与即期汇率波动的价差作为评判外汇套保方案得失的依据，而是关注外汇套保能否锁定结售汇价格与外贸利润，持续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定性。

　　成本顾虑

　　刘浩还发现了另一个影响外贸企业加码外汇操作的隐性因素——外汇套保费用居高不下。

　　近日，一家江浙地区的中小外贸企业婉拒了他参与设计的外汇套保方案。

　　这家中小外贸企业主营香料香精出口，年出口额约500万美元。鉴于202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预期，这家企业打算通过远期外汇期权交易，将80%美元货款的结汇价格锁定在6.85附近。

　　在刘浩告知这份外汇套保方案需企业支付至少30万元期权费后，这家企业的负责人犹豫了5天，最终还是打了退堂鼓。毕竟，该企业的年利润约在170万元，舍不得拿出约13%的利润用于外汇套保。

　　过去一年，刘浩累计遭遇了逾20次类似状况，当中小外贸企业发现外汇套保费用超过其外贸利润10%的比例后，几乎都选择了放弃。

　　为了降低外汇套保费用，刘浩一度尝试将外汇套保方案简单化，比如将复杂的组合式外汇期权设计方案转化成相对简单的单一远期外汇期权交易，基本能满足企业的外汇套保目标即可。

　　他很快意识到此举行不通——两大刚性成本导致外汇套保操作费用居高不下。

　　当前中美利差倒挂幅度（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值）仍达到242个基点，处于历史较高水准，导致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掉期结汇点数达到-1214个基点，变相推高了外汇套保相关锁汇成本。

　　此外，外贸企业办理远期结汇业务需缴纳保证金，导致财务负担与资金占用压力进一步加大。

　　武婧也注意到，企业之所以将参与外汇套保的外贸购汇金额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也有压降外汇套保费用的考量。若继续将比例维持在40%，企业每年需多支付逾约20万元外汇套保费用。鉴于企业利润率下滑，企业负责人认为这笔开支“能省则省”。

　　为了解决外汇套保费用高企问题，2026年元旦后刘浩前往多个城市，协同当地分行与地方外汇局磋商，加快外汇期权费补助业务落地步伐。

　　所谓外汇期权费补助业务，是在地方外汇局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由银行、地方财政部门等机构共同出资，针对当地中小外贸企业办理远期外汇期权业务进行费用补贴。目前，温州等城市已实施外汇期权费补助业务，费用补贴比例达到70%。

　　“一旦中小外贸企业发现外汇期权费支出能减少70%，他们对参与远期外汇期权业务的积极性将明显提升。”刘浩称。2月初，他还将前往中部地区三个城市，与地方政府背景融资担保机构磋商，由后者根据当地企业年进出口金额发放信用额度，用于减免企业参与远期结汇业务所缴纳的保证金。

　　为了更好说服企业负责人放弃摇摆心理，刘浩计划调整策略——收集更多反面案例，告诫企业负责人不可贸然凭借自己主观判断，随意调整外汇套保策略或加大赌汇率力度，将企业拖入更大的汇率风险漩涡。

　　“相比正面引导，负面案例或许更能触动他们。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级、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各国货币汇率波动不断加大的环境下，企业外贸业务最需要的是行稳致远，而不是随波逐利。”刘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