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新挑战相互交织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出租车行业原先存在着“出租车数量少、份子钱压力大”等老问题，如今在网约“专车”倒逼之下，出租车行业又面临“放开准入门槛、放开数量管控、放开价格监管”的新挑战。老问题和新挑战既相互叠加又良性互动，使形势出现新变化。

　　首先，将网约“专车”纳入监管体系的紧迫性增强。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大松说，早期市场主体推动的网约“专车”创新，敏锐地捕捉了城市居民出行质量提升需求，填补了行业缺乏的约租车类型。但是到创新后期，私家车开展运营已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传统客运体系造成巨大冲击，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十分紧迫。

　　其次，健全传统巡游出租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紧迫性增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院副教授王军说，长远来看，传统巡游出租车将面临需求萎缩，将来会与约租车形成并行格局。与此同时，健全运价动态调整机制，用价格杠杆确保有效供给、抑制不合理需求、坚持公交优先战略十分必要。

　　第三，传统出租车业态拥抱“互联网+”的紧迫性增强。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于会清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出租车行业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为解决“乘车难”大力倡导发展的初级阶段；二是以经营城市为理念，大量出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快速发展阶段；三是为缓解供需矛盾实行数量管制的规范管理阶段；四是科学定位出租车，优先发展公交的阶段。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出租处处长李公科说，北京出租车“份子钱”——单班5175元、双班8280元的政府定价，已经十年没有调整，公司只是“保本微利”。在上海，四大出租车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收益率已经很难达到6%的再融资门槛。在武汉、义乌等地，经营权使用费逐渐取消使“份子钱”开始降低。

　　记者采访到的全国20多家出租车公司均表示，面对生存考验和历史选择，如何拥抱“互联网+”，实现传统出租车行业“蜕变”，已非常紧迫。北京新月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学强说，“比如，北京传统巡游出租车空驶率高达30%至40%，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降低空驶率十分必要。”

　　防止监管“穿新鞋走老路”

　　长期严格管制的出租车行业，被互联网技术无情地撕开了口子，监管思维受到全新挑战。专家学者认为，结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创新出租车监管制度，需要破除固有思维定式，防止“穿新鞋走老路”。

　　首先，数量管制是否需要固守？西安市出租车协会会长郑小平说，出租车占用稀缺道路资源的特性，决定了数量需要管制，比如台湾地区1998年全面放开出租车牌照，结果形成11万辆出租车的严重供剩，后来不得不重新管制。

　　然而，“不扫马路”的约租车是否还需要数量管制？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说，美国纽约的巡游出租车牌照，从1937年以来就一直限制在13595张，但不受数量限制的电话预约车大约是巡游车数量的3倍。

　　王军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的监管新政，对互联网约租车并不控制数量。

　　其次，私家车能否有条件地参与营运？今年6月25日，法国多座城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上街抗议优步抢生意，引发骚乱。去年以来，意大利、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出租车司机，也纷纷抗议打车软件导致“黑车”猖獗。

　　面对压力，优步在欧洲一些城市被禁用，一些城市则给出了明确限制。比如在德国汉堡和柏林，监管部门要求有偿载客私家车的服务费用不能超过当次行车成本。美国各州对私家车参与运营态度不一，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出台规定，允许私家车接入平台营运，但对车龄、司机安全驾驶记录、违法犯罪等背景审查做出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