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发挥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务实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落地？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促进碳市场建设？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博鳌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论坛上表示，使用什么类型的政策工具促进碳中和的进程，要看地区具体发展状况与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需要实现多个目标的背景下，政策工具与实现碳中和目标之间是存在最优解的。周小川认为，未来金融市场应该通过衍生品等工具帮助碳市场建设好。

　　理论上碳减排工具有最优选择

　　“究竟使用哪种工具与目标的协调有关系。”周小川表示，现在气候变化问题面临某种困境和挑战，有些政府和企业并不是把碳排放放到最高的优先级上，如果有其他的优先事项，碳排放的优先级会适度地下落。“我们暂时不可能让所有的组织包括政府在内，都把二氧化碳排放当作最优先最高的目标，它是多目标的，它是有很多事情要办的。”周小川进一步称，多目标下存在各种目标和它所用的工具协调，这个协调可能在理论上会有一个最优的选项，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个最优的协调。

　　周小川认为，每一种不同的目标都有它的权重，也对应着背后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对应着影子价格。只要搞好了价格和权数就能实现最优协调，既要考虑安全、增长、公平，又要实现目标，并且将其分解到各个年度，这是可以实现的，实现就要用到价格型的工具。

　　在周小川看来，价格型工具并不只是二氧化碳价格本身，税收、补贴都是价格型工具，包括免费配额的发放也都是价格型工具。非价格型工具，比如靠企业觉悟、靠计划、靠指导投资。“在推行计划和指导投资的时候，是否给予了价格激励机制，也不是说价格型工具和非价格型工具是完全分开的。不同的群组会强调不同的方面，因为注重的目标不一样，手里的工具也不一样。这需要思维上有多目标优化的框架解决，寻找多目标和其工具之间的优化协调。”周小川解释。

　　谈及碳中和进程中金融机构扮演的角色时，周小川表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做到自己的低碳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包括投资、信贷等其他的一些金融活动，其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向零碳前进，是不是有助于实现零碳发展。“未来碳市场所涉及的一些衍生商品的发展和监管是金融界非常擅长的领域。金融界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行好，同时让碳市场给出的信号能够使得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周小川强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大棒”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看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大棒”，碳价或者碳税属于“大棒”，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就是激励机制上的“胡萝卜”。

　　“胡萝卜”怎么给？易纲表示，如央行以一个低息(1.75%的利息)给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商业银行收到再贷款后，必须对碳减排的相关项目进行支持，同时要承担向社会披露一些信息的义务。碳排放具有很强烈的外部性，在于排碳的这些人没有付出应该付的价格，所以应该有一个碳价或碳税。但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让别人知道它排碳，这就需要披露。易纲指出，“胡萝卜”支持工具的重点在于要求商业银行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同时还要接受社会第三方机构的监督，让老百姓提高对碳达峰、碳中和紧迫性的认识。

　　“只有全社会参加了，老百姓知道了，这个监督才是有效的。”易纲表示，人民银行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的技术项目进行支持，第二类是对煤炭的清洁利用进行支持，这两类支持工具是在2021年11月推出的，去年是执行这两个工具的完整年。

　　他表示，两个工具执行一年多以来，央行已经支持了3000多亿元的再贷款，商业银行贷出去了将近6000亿元贷款支持企业这些项目。央行的再贷款虽然是低息的，但是要收回的，所以风险还是由商业银行承担，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是合适的。“在这一个完整年里，碳减排支持工具2022年带动减排了相当于一亿吨的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今后会继续用这样的工具来激励整个金融业支持碳减排。”易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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