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国债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曾经发行过一些对内对外国债，但当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债思想指导下运作的，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中止了这一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恢复国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1. 中国经济学界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国债的论述。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年代里，人们一般比较重视马克思关于国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剥削性的思想，而忽视马克思关于国债对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金融经济的促进作用。改革以来，经济学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关于国债的特殊社会性质与一般的市场属性的理论，并特别重视国债作为国家信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有的研究者在研究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如下论证：信用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是一个有力的经济杠杆，但其信用关系已不再反映资本的生产关系性质，而保留着信用制度原本的周转性、垫付性和融通性，并在运用过程中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债权、债务和利息等范畴。这些范畴仍然是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利用国家信用的形式，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2. 经济学界与实际部门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债理论与中国当前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中国国债的市场化改革技术。这些改革举措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国债运行的基本特征:①国债发行方式由最初的行政派购逐步发展为承购包销、招标发行;②国债流通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并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国债回购、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类的品种;③国债的期限结构与品种结构逐步改进.付息方式逐步多样化，既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也促进了中国国债市场，的投资分析方法、收益分配方法同国际市场接轨;④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从无到有，并日益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及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手段。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休制转换过程中，国债融资的经济建设功能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它制约了国债市场的发展，使得作为金融市场基础的国债市场的各项功能无法得以有效发挥。而国债融资的风险则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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