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脱欧公投，以51.9%对48.1%的投票结果决定退出欧盟。英国疑欧情绪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同时英国在欧盟中享有“特殊地位”，如英国不使用欧元。英国脱欧是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既有民族主义和主权独立等政治因素，也有移民压力、对欧洲财政贡献和欧债危机等经济因素。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脱欧协议谈判一波三折，更替了三位首相，谈判期限被延长三次。2019年12月12日，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顺利推动脱欧协议生效。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开始为期一年的脱欧过渡期。英欧在脱欧过渡期内展开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在经历近一年的艰难谈判之后，英欧在英国渔业市场准入权、欧盟公平竞争原则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最终于2020年12月24日达成英欧贸易协议。英欧贸易协议中涉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内容较为简单，英国与欧盟正在就此进行谈判。

  本文主要介绍后脱欧时代英欧金融监管的相关政策，在英金融机构应对脱欧措施，脱欧对在英金融机构的影响，伦敦金融中心的未来展望，以及对加强中英关系的建议。

  英欧金融监管脱欧有关政策

  欧盟金融服务通行证不再适用于英国

  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金融市场互相准入机制失效。脱欧之前，英国与欧盟成员国以欧盟“金融服务通行证”（Passporting）准入对方市场。在欧盟单一市场机制下，成员国之间可相互设立分支机构或者通过邮政、电话等方式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不需要获得当地监管授权。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统计，英国脱欧之前，大约5000家英国金融企业通过“金融通行证”准入欧洲市场，超过8000家欧盟国家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通行证”准入英国市场。脱欧之后，欧盟“金融服务通行证”不再适用于英国。

  英国出台临时方案保障脱欧后金融服务的连续性，欧盟对等安排相对不足。为避免对欧金融业务中断，2018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临时许可制度（Temporary Permissions Regime），授权欧洲经济特区（EEA）金融服务机构脱欧之后三年准入英国市场许可。欧盟并未采取相应的对等安排。2020年11月9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正式公布对欧金融服务等同原则的有关决定。为促进自由市场、高效监管以及为英国和EEA的客户提供充足流动性，脱欧之后英国确认了欧盟金融服务17项临时性的等同安排，包括与衍生品交易和银行业资本金有关的欧盟法案继续在英有效、欧盟金融机构可继续使用英国金融基础设施等。欧盟仅确认了英国两项金融服务等同原则，允许欧盟金融机构继续使用英国中央对手方（CCP）清算和英国中央证券托管机构（CSD）服务。

  英欧后脱欧时代金融监管合作最新进展

  英欧达成贸易协议，跨境金融服务相关内容不足。2020年12月24日，英国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作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协议，该协议涵盖免税贸易、渔业、公平竞争环境、纠纷解决、欧洲法庭、跨境旅行、金融服务、数据市场、产品质量、专业认证、安全等方面。但该协议有关双方在金融服务跨境合作的内容较为简单。

  英欧顺利达成金融监管谅解备忘录，迈出金融服务合作第一步。2021年3月26日，英欧领导人签署金融监管谅解备忘录。双方未来将自愿在该框架的约束下开展金融监管合作。英欧还将建立一个金融监管论坛，为双方提供一个金融服务对话平台及争端解决机制。金融监管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是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合作的第一步，英欧将继续就“等同原则”展开谈判，争取双方最大程度的金融市场准入。

  银行同业应对脱欧的主要做法

  主要措施

  利用现有欧盟内法人实体辐射欧盟业务。早在脱欧之前，部分欧盟客户较多地在英金融机构以“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原则布局欧盟业务。人员和业务转移决策同时兼顾牌照、管理和效率等方面。在英金融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欧盟法人实体牌照，降低运营成本。大部分国际大型银行在欧洲大陆已设有法人实体机构， 在脱欧之后可继续选取欧盟内部法人机构辐射欧盟内业务，避免重设分支机构，同时解决脱欧之后在欧盟经营的牌照问题。

  保持法人实体和管理决策相分离的管理模式。在英金融机构在欧盟内采取法人实体与管理决策分离的管理模式，即日常管理在欧盟的法人实体内部，但汇报路线和最终决策权仍在伦敦。在欧盟监管允许的情况下，在英金融机构将尽可能继续以伦敦为欧洲地区业务管理中心，同时强化属地化监管职能和当地客户营销能力。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将伦敦作为主要的批发业务中心以及欧洲区域中心。脱欧之后这些中心仍然保留在伦敦， 并继续对欧洲业务形成辐射。在30家G-SIBs中，在伦敦设有8个全业务中心的银行有3家，分别是巴克莱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设有7个业务条线中心的银行有3家，分别是汇丰集团、渣打银行和花旗集团；设有6个业务条线中心的银行有9家， 分别是富国、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法巴银行、法兴银行、桑坦德、ING银行和三菱日联集团；设有5个业务条线中心的也有9家（见表1）。

  表1 G-SIBs在英业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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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采用反向营销运营模式继续服务欧盟客户。根据欧盟反向营销监管规则，如果欧盟客户主动向在英金融机构咨询，并希望获得金融服务和产品，在英金融机构可应客户要求，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和产品，但不能主动向客户进行宣传。此项安排属于欧盟监管规则中的模糊地带，脱欧之后在英金融机构普遍使用该原则营销欧盟客户。因此，这一运作方式可能面临收紧风险。

  欧盟金融机构向英国监管申请法人实体运营牌照。据伦敦金融城调查，多数欧盟金融机构仍希望在脱欧之后继续进入英国金融市场。脱欧之后，欧盟金融机构不再有在英运营的金融通行证。部分在英没有法人实体牌照的欧盟金融机构向英国监管部门首次申领牌照，脱欧之后继续为英国及在英全球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英国Bovill金融咨询公司根据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公开信息整理后发现，截至2021年2月底，已有包括400多家保险公司以及100多家银行在内的1000多家欧盟金融机构申请了在英法人实体的牌照。

  同业实践

  英国巴克莱银行

  巴克莱银行提前布局后脱欧经营战略。巴克莱已提前调整布局脱欧后的欧洲战略，按照“硬脱欧”结果准备欧盟业务，并根据脱欧谈判进展和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巴克莱在英雇员有4.8万人，因脱欧转移250人至爱尔兰都柏林，仅占其在英员工总数的0.5%。巴克莱对脱欧之后的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保持信心。他们认为，脱欧后的英国市场仍将保持活跃，与未来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区将产生广泛的业务联系。

  巴克莱银行调整集团架构以满足欧盟监管要求。在业务布局方面，巴克莱提前将爱尔兰子行作为其欧洲业务中心。自2017 年以来，其扩大爱尔兰子行规模，拓展欧盟业务。2018年12月， 巴克莱将德国分行业务转至爱尔兰子行，同时增加销售和交易人员。2019年4月，巴克莱银行把其所有欧洲分支机构转移至巴克莱爱尔兰子行进行管理。在管理和汇报方面，巴克莱保持现有法人实体与管理路径地理分离的模式，即保持伦敦作为区域和业务中心，选取爱尔兰子行作为欧盟内法人实体机构，辐射欧盟业务。同时，主要采用背靠背（back-to-back）运营模式，将风险管理等职能继续保留在英国。

  英国汇丰集团

  汇丰集团通过在英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管理欧盟业务，巴黎子行承接欧盟内批发业务。汇丰已根据英国监管要求将零售银行业务与其他高风险的业务分离，并建立了新的英国控股有限公司（HSBC UK Holdings Limited），下设汇丰英国银行有限公司（HSBC UK Bank Plc）和汇丰银行有限公司（HSBC Bank Plc）。其中，汇丰英国银行有限公司负责经营英国业务，并管理欧洲子公司和分行；巴黎子行承接欧盟内的批发银行业务，包括公司贷款、金融市场、投资银行等，向在英的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进行汇报。

  汇丰集团对伦敦金融中心保持信心。笔者对汇丰集团进行了访谈，汇丰集团认为，伦敦金融中心在数百年中积累的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和配套行业的服务，难以在短期内被欧洲其他金融中心所取代；尽管脱欧令伦敦金融业在短期内失去部分欧元业务，但英国政府对金融服务业较为重视，未来将在财政、税收和金融监管政策上予以扶植，努力打造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务中心。

  法国兴业银行(601166,股吧)

  脱欧对法国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法兴”）影响有限，法兴通过微小调整加以应对。作为一家大型欧盟银行，法兴针对英国脱欧仅需做微小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脱欧后，法兴成为英国的第三方。法兴向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申请在英运营牌照（该申请已于2018年3月提出）。二是在欧盟监管要求之下，法兴欧盟业务主要由其在欧盟内部的分子行承接。英国脱欧并未影响法兴的日常运营。一方面，三年半的脱欧进程给予银行充分的准备时间；另一方面，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新年伊始的金融市场相对平静，减轻了交易管理的压力。

  法兴认为英欧达成对方金融市场全面准入协议的难度较大。英欧在金融服务“等同原则”的谈判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英国主张互惠对等，规则上相互等同；欧盟则赋予“等同原则” 更多的政治因素，主要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不是简单法律监管规则。法兴认为，未来英欧跨境金融服务将缺乏有关等同安排；同时，欧盟金融机构在英的过渡性中央清算“等同原则”将于2022年6月结束，导致欧洲清算市场更加分散，全球欧元清算成本上升。

  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

  建行伦敦分行未受脱欧影响，重点发挥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优势。建行的海外业务拓展起步较晚，伦敦分行的主要定位是人民币清算业务，并未承担欧洲业务中心的职能。建行在欧洲分行网点仍处于各自发展状态，未进入集约化管理阶段。脱欧之前， 建行将欧洲业务划分为“建行英国”和“建行欧洲”。英国脱欧对建行英国影响有限，集团在业务上仅需要作出微小调整，并不需要调整英国业务框架。

  建行对伦敦金融中心保持信心。建行认为，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很多天然优势是目前欧洲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中英双方在金融科技、“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绿色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建行伦敦的战略是将充分发挥其在伦敦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优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中资银行对“走出去”中资企业的重要导向作用。

  脱欧对在英金融机构的影响

  少量人员和业务移出英国

  为满足欧盟监管要求，少量人员和业务从英国转移至欧盟内部。据安永（EY）2020年10月的调查显示，自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以来，从伦敦流出的业务量约为1.3万亿英镑，金融机构人员迁出7600人，主要是为满足欧盟监管要求。该统计样本并未对外公开具体移出伦敦业务，统计结果并非人员真实转移结果。近期英国金融服务智库New Financial的数据显示，从伦敦移出的雇员数占伦敦总雇员数的比例不超过10%。

  脱欧对英国金融业务有一定的实质性影响，但影响有限。一是因管辖权变更问题，欧盟监管机构撤销了6家总部位于英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和4家交易数据公司的注册登记。二是脱欧之后伦敦每日近60亿以欧元计价的股票交易转至欧盟内部，占原欧元股票交易量的90%以上。桑坦德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欧元股票交易已转移至欧盟内主要交易所；约有1000亿欧元的爱尔兰证券已从伦敦转移到布鲁塞尔。伦敦2021年6月日均股票交易额为89.2亿欧元，仍是欧洲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随着欧元计价股票的转移，伦敦与第二名——阿姆斯特丹的差距正在缩小（88亿欧元）。三是部分以欧元计价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已从伦敦转移至欧盟或美国交易市场。伦敦全球欧元利率掉期业务的市场份额由2020年7月的40%下降至2021年1月的10%，大部分转移至阿姆斯特丹和纽约。

  绝大部分人员和业务仍留在英国

  在英金融机构将绝大部分人员仍保留在英国。2021年1月6 日，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表示，伦敦金融业工作岗位流失数量远低于预测，大约有5000～7000个岗位转移至欧盟其他金融中心，远低于2016年脱欧公投时流出7.5万人的预测。截至目前，国际大型银行超过98%的人员在脱欧后仍保留在英国。其中，摩根士丹利97%的在英雇员保持不变，移出雇员主要负责欧盟的金融市场交易业务；法国巴黎银行250人移至法国本土，主要负责欧盟客户的公司贷款和证券交易，占其英国雇员总数的2.6%；德意志银行97.5%的在英雇员保持不变，移出雇员主要负责欧盟金融市场交易及投资银行；花旗银行99.3%的在英雇员保持不变，仅有60人从伦敦转出，主要负责欧盟金融市场交易业务（见表2）。

  表2 脱欧之后在英银行同业人员新增和转移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与金融机构相关的大部分优势业务仍然保留在伦敦，部分新兴业务将在脱欧之后增长。脱欧之后，六类优势业务仍然保持在伦敦，三类新兴业务将出现增长，这两项占所有业务的80%以上（见表3）。其中，美元、人民币等业务与欧盟无关，仍将继续保留在伦敦。基于伦敦市场的流动性，银团贷款将继续保留在伦敦。伦敦也是重要的资管中心，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前100家资管机构中有23家在伦敦设立了管理中心。伦敦的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IPO市场服务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不受地域限制。脱欧之后，英国政府将加大力度支持这些领域。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与欧元相关的业务。欧盟监管部门要求欧元清算和欧元股票交易从伦敦迁回欧盟内部金融市场。就目前情况而言，欧盟短期内难以构建符合欧元清算条件的生态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流动性。因此，在2022年6月，欧盟金融使用英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期限到期之后，欧盟仍可能继续与英国签订延长使用期限的协议。

  表3 脱欧之后在英优势业务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部分外资银行增加在英人员

  部分国际大型外资银行增加在英人员，继续在英国拓展业务。自2017年以来，摩根大通在英国格拉斯哥设立科技中心，已新雇佣2000名员工，并计划于2022年前新建可容纳2700人的大楼。摩根大通还将在英国爱丁堡设立客户联络中心，支持数字零售银行业务，并创造400个工作岗位。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高盛在英增加900名员工，主要涉及零售业务和现金管理。高盛还计划在2022年之前在英国伯明翰新设伦敦总部之外最大的分行， 主要从事金融科技创新，将新增400名员工。日本三菱日联银行在伦敦办公室新增400名雇员，主要负责拓展伦敦市场的交易和投资银行业务。2019年，法国兴业银行的3600名员工搬入位于伦敦新金融城的新建办公大楼。法兴表示，搬入新办公大楼是对英国本地客户的承诺，将继续在英开展资产管理、证券交易和投资银行等业务。

  伦敦仍将保持全球领先金融中心地位

  尽管脱欧在短期内将对伦敦金融中心和在英金融机构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人员和业务仍留在伦敦，伦敦金融中心长期发展稳定向好。Z/YEN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显示，在疫情和脱欧的双重冲击之下，伦敦金融中心的排名仍稳居欧洲第一和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远超排在第九的法兰克福（见表4）。欧盟其他金融中心，如卢森堡、巴黎等均排在十名开外。伦敦在金融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均领先于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相比之下，欧洲的主要金融城市如法兰克福、卢森堡、阿姆斯特丹等只是授予外部投资者参与权的欧盟内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只是一个本土金融中心，无法与伦敦的全球定位和地位作比较。除伦敦以外，欧洲其他金融中心均不具备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效应与金融产品互补性的聚集效应。此外，欧盟金融中心地域分散且语言不统一。其中，法兰克福体量较小，城市总人口相当于伦敦金融服务从业人员数量；都柏林基础设施薄弱；巴黎的劳工法较为严格，并不适应金融行业特点。

  表4 第29期Z/YEN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资料来源：Z/YEN （标黑处为欧洲金融中心）。

  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传统优势

  丰富的离岸金融业务

  英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元离岸中心。基于英美特殊关系和历史纽带，超过50%的离岸美元衍生品清算业务在伦敦进行，并不会因脱欧而移出伦敦。伦敦金融城数据显示，伦敦外汇市场的日均美元交易量为美国纽约的2.5倍。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美资银行将外汇交易的全球总部设在英国。全球最大规模的离岸美元银团贷款也在英国。

  英国是中国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伦敦的人民币支付比例占全球总量的6.81%，仅次于中国香港地区。英国是中国境外规模最大的人民币离岸清算地。截至2021年2月底，伦敦累计清算量达53万亿元。伦敦人民币外汇交易占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的40%，位列全球第一。英国是全球外汇中心，拥有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丰富的流动性，在英人民币业务与英国脱欧无关。

  完善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

  英国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其保持数百年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一是时区优势。伦敦与美国、日本的时差为5～8小时，能够在一天内处理美亚欧的业务。二是英国金融市场参与限制较少，政府为投资者提供了优质稳定的营商环境，更能适应充满变化的金融发展。三是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人才教育和培训相对欧洲大陆更有优势。只要这些核心因素不发生变化，伦敦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会长期存在，不会受到脱欧挑战。

  英国金融市场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与纽约服务美国本土市场不同，英国面向全球市场提供金融服务。银行贷款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银行贷款来源地，跨境贷款占全球贷款总额的15%。外汇业务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日交易量占全球的43%，场外衍生品交易总量接近全球的一半。上述业务需要充足的流动性和丰富的市场主体，不会因脱欧从伦敦转移至欧盟。

  英国金融服务文化氛围良好，服务欧盟内实体经济。一是金融服务业不断改革以适应变化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主导“金融大爆炸”，通过放松监管的方式吸引国际投资者，使英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巩固。二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形成分工，英国主导金融服务。由于欧盟成员国内部独特的条件和政策，法国以农业和现代工业见长，德国以工业见长，英国金融服务有明显优势，金融服务从业人员达120万人，为欧盟提供金融服务。英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整体优势不会因脱欧而发生改变。

  成熟的监管和法律体系

  英国监管体系较为稳定，注重加强宏观审慎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是英国政府将统一监管模式改为双峰监管模式，以加强宏观审慎职能。在新的体系中，英格兰银行具有核心地位，宏观和微观审慎职能得到强化。通过金融政策委员会（FPC）和审慎监管局(PRA)牵头负责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合并到英格兰银行。二是围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大型银行应有吸收更大损失的能力，陷入困境的银行可以更容易地倒闭，抑制银行过度冒险的行为，对纳税人造成的损失，这样可以将银行中高风险的投行业务从零售业务中隔离出去。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监管机构实施围栏制度，防范“大而不能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英国法律体系较为成熟，全球贸易、商业及金融服务广泛使用英国法律。英国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全球贸易和商业均使用英国法律体系，每年都有大量的海运、保险和国际贸易等纠纷从世界各地提交到英国的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全球现代金融服务业广泛使用英国金融服务相关法律。例如，英国的《银团贷款和市场竞争法》对全球银团贷款的结构和运营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新兴优势

  监管规则灵活创新。脱欧之后，英国金融监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首要目标为改善上市环境。欧盟成员国需遵守统一的监管和法律规则，脱欧赋予了英国自定义监管规则的灵活性。英国政府委托前英国的欧盟金融事务专员希尔勋爵（Lord Hill）审查英国金融监管规则并提出有关改善上市环境的相关建议，包括双重股权结构、设立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以及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和金融科技公司在英上市。

  英国政府将重新审查银行业核心业务规则，释放银行业发展潜力。2021年4月20日，为提升后脱欧时代英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宣布对银行业的资本和自营交易规则展开审查。英国政府将根据英国金融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评估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产生的稳定性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脱欧之后，英国政府可针对国际投资者的需求量身定做监管规则，最大程度地释放银行业的活力。

  金融科技全球领先。英国金融科技体系完善，金融科技产业处于国际前沿。一是政府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政府在英国内部推动金融科技承诺计划，为银行与初创企业合作提供平台。二是英国金融科技产业拥有来自全球的私人资本支持。2020年约有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进入英国金融科技产业，占欧洲吸引全球投资的70%。三是英国金融科技产业人才汇集。英国有7.6万金融科技从业人员，超过美国硅谷和纽约等其他金融科技中心。上述因素是英国金融科技产业的优势，不会因脱欧而改变。

  绿色金融方兴未艾。英国政府致力于将英国打造成为全球绿色金融中心，通过政策鼓励和指导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2020年11月，英国政府公布为期30年耗资40亿英镑的10项绿色工业革命计划，该计划涵盖清洁能源、交通、自然和创新技术等方面和领域。2021年4月，英国政府投资1000万英镑设立的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将为世界各地的银行、贷方、投资者、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世界一流的数据和分析服务，帮助其在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下更好地进行投资和业务决策。

  综上，脱欧之后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仍将稳固。英国的监管改革将更加灵活，以适应国际金融机构发展。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将发挥传统优势和新兴优势，提升其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作为领先的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将继续保持开放，广泛连接全球主要市场，服务全球投资者。

  加强中英关系的建议

  深化中英关系并有效管理分歧

  近期英国政府提出以平衡而成熟的方式管理对华关系，加强对华经济和金融联系，并希望在生物多样性、健康、老龄化等全球问题上与华保持密切合作。疫情给英国带来经济困境，脱欧之后英国也面临强烈的贸易诉求，再加上气候变暖问题，英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与中国合作。以中英双边贸易为例，2021年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越德国，成为英国最大进口来源国，打破德国自1997年以来长期排名第一的局面。中国继续保持英国主要出口市场地位。2021年一季度，英国对华出口总额为39.1亿英镑，同比增长6.2%，为英国全球第七大出口市场。

  尽管中英价值观的差异长期存在，但双方可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共同繁荣：首先，要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双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尊重对方主权，英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其次，互利共赢，共创新机遇。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英经济互补，利益高度融合，双方合作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英国与中国发展脱钩则意味着放弃未来机遇。此外，双方可合作处理全球问题以及开发第三方市场，为全人类创造福祉。最后，求同存异，面向未来。自1950年英国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以来，中英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合作，不断推动双边关系积极发展，在政治、经贸、人文、教育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以金融服务合作为中英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

  英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能力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伦敦更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中国将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开放，同时拥有广阔的金融消费市场。未来，金融服务将继续成为中英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双方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合作。

  中英可共同推进绿色金融发展。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英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经济低碳转型。双方在绿色金融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2016年，中英两国率先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2018年，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2019年6月17日，在第十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中英双方重申，互相认同对方是彼此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未来，中英合作可共同探索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标准，提高两国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影响力，探索建立绿色科技创新与投资中心，同时推动构建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

  中英金融科技互补性强，存在广泛合作契合点。英国金融科技投资吸引力位居欧洲第一，反映出英国完善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在基础设施、消费者保护以及监管科技方面的能力较强；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在金融科技的推动下，中国金融服务从1.0时代的“信息科技+金融”、2.0时代的“互联网+金融”向3.0时代的“智能金融”转型，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脱欧之后，英国将扩大市场开放，寻求对外科技创新合作，中国广泛的初级金融科技市场与英国金融科技创新将形成互补。

  英国政府及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2012年以来，伦敦金融城不断推进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着力把伦敦打造成为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西方中心”。相较于新加坡等其他主要海外市场，英国政策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展现出了主动积极的态度。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提速以及市场化机制建设日趋完善，中国资本市场融入全球，企业与金融机构双向投融资需求将增加，伦敦离岸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也将进一步拓展。因此，英国是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将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同时也将分享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中资企业可继续在英加强投资和布局

  首先，受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上升的不利影响，美国对中资企业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趋于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意愿。英国政府的商业态度更加开放和务实，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其次，英国在投融资方面的优势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可以帮助中资企业赴英投资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指导。此外，英国监管部门积极为投资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并鼓励创新，同时与相关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通常会征求协会的意见。最后，脱欧和疫情之后，英国有更多价格较低的优质企业濒临破产，为中资企业收购提供了良好机遇，中资企业可借此提升海外竞争力。在行业分布方面，中资企业在英投资几乎遍布了能源、国防至医疗、科技、教育等所有行业。据英国中国商会（CCCUK）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发布的《2020年投英跟踪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底，英国消费业、制造业工业和商业类的中资企业占比最大，分别占企业总数的26%、22%和18%；2020年英国科技创新类公司的中资企业投资增长速度最快。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其中方文建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

  责任编辑：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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