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亿月均收入1000元人群，何不向这6亿人发消费券？

贯彻稳消费主导，需要向以促进消费复苏和消费升级为目标的新决策模式。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提振作用，可以全国范围推广。假定向6亿人发消费券2000元，不足地方专项债规模的1/3，稳消费效果可能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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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文 | 滕泰

二季度以来伴随着国内疫情的影响逐渐褪去，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然而经济恢复过程中体现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特征，主要表现为：需求的恢复速度滞后于供给，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外需的恢复滞后于内需。受到消费、服务业、外需复苏缓慢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半年负增长已成定局。

应高度重视年中决策的时间窗口，针对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政策须尽快落地。半年时间经济负增长所带来的部分行业市场主体退出风险正在加大，各地餐饮、宾馆等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店铺关闭、转让的情况正在增加，考虑部分服务行业依靠自身力量“吃老本”的可持续性不强，相关行业的救助和扶持政策即便不直接带来经济增长，也应该及时出手。

为了贯彻稳消费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共识，经济决策部门应尽快从督促上新项目、审批项目等为主要特征的投资驱动模式专向以促进消费复苏、消费升级等稳消费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新模式；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考核指标，也应尽快从考核上基建项目、重点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投资主导的传统指标，转向重点考核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调查失业率等稳消费、稳就业为主导的新时期经济指标。

经济恢复不平衡，上半年负增长成定局

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处于经济全年恢复的关键阶段，呈现出三个结构性不平衡特征。

第一，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据工信部统计，截止到5月18日，规上企业开工率率接近99.1%，中小企业的复工率达到91%；截止到5月23日，全国高炉开工率70.4%，产能利用率升至88.1%，已经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需求面的恢复则明显滞后，1月—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6.2%，降幅较一季度仅收窄2.8个百分点，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仍为负增长。

第二，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4月中国制造业增长5.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和9.3%；与此同时，4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4.5%，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速分别为-5.0%、-6.6%、-33.7%，服务业的恢复速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第三，海外需求的恢复滞后于内需的恢复。4月中国PMI指数为50.8，已经恢复到荣枯线以上，但进口和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处于低位，其中4月新进口订单PMI 43.9，较3月下降4.5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PMI为33.5，较3月下降幅度高达12.9个百分点。

考虑到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远远高于制造业，以及总需求不足的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二季度应该能从一季度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增长幅度不会太大。考虑到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二季度小幅正增长，不仅中国经济上半年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而且上述结构性不平衡还会影响下半年经济复苏。

年中是重要决策窗口，“保市场主体”有挑战

面对上半年总量负增长、结构性不平衡以及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压力很大，与此相关内容的企业亏损面扩大、失业率提高、债务链等相关问题应高度关注。

对于是否需要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一种是“不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虽然，上述两种思维模式反应的是同一个事实情况，但往往会引导出完全不同的决策结果。这有些类似于年初武汉面对疫情的决策难点——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果，而在面临巨大的公共风险的情况下，显然应该采用后者的思维模式。

如今，我们千万不能等到大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事实出现以后再采取行动，而且最好这样的情况永远不要出现！一旦出现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打击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虽然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定具体的GDP目标，但保就业必然对应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学者从“保就业”的底线思维出发，推算出中国经济全年经济增速须在3.5%左右。事实上，考虑的就业结构的复杂性，不仅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关系未必是简单线性挂钩的，而且“保市场主体”的救助需要也不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很多救助企业、保市场主体的资金，即便不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长，也必须大规模投入。

比如：一个酒店哪怕几个月没有客人入住，这个酒店的所有者依然须用之前的积累来支付房租、支付员工工资和偿还企业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但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个酒店所有者决定关门“止损”，这个“企业主体”就消失了；此时若政府通过房租补贴、代付部分员工工资、待支付部分银行贷款利息等方式帮助这家酒店，虽然减少了该酒店亏损，使酒店所有者有信心经营下去，但是救助资金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增长，因为酒店的入住率并不能因为救助资金而提高，酒店也不会因为救助资金而支付更多的房租、工资和利息，这就如同给一个病人输液——不输液可能会死，输液后他也就是躺在那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但是明知道不产生GDP，救还是不救？

总之，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很多救助企业的资金只是维持企业的持续经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企业退出，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这也是为什么海外很多国家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到20%以上的救助资金，但经济增长仍然可能为负的原因。

疫情造成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损失仍近3万亿元，二季度的损失至少也在1万亿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为什么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的规模性政策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疫情控制取得了良好的局面，确保了制造业、供给面、内需的较快恢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在依靠自身的力量“吃老本”，但是半年时间经济负增长所带来的市场主体退出风险正在加大，各地个体工商户、餐饮、宾馆等关闭转让的情况正在增加，建议高度重视年中的重要决策窗口期，针对部分重点行业的企业救助和扶持政策，即便不产生直接的经济增长，也应该及时出手。

稳消费为主导：从决策共识到机制保障

除了企业救助，欧、美、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这是由疫情冲击的特征和经济结构特征决定的。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企业救助和居民消费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征，与十多年前也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推动经济复苏主要靠消费。因此总理在全国“两会”后答记者问时明确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其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是支撑居民收入的。”

那么如何稳消费呢？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量都是有收入、利率和边际消费倾向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这三个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要素，也是稳消费的三大着力点。

首先，可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 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提升居民的收入。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 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既然已经明确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那么何不向这6亿人发消费券？假定每人发2000元，总额不过1.2万亿元，不足今年地方专项债规模的1/3，但是稳消费、稳增长的效果却可能更显著。

其次，应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影响下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消费=收入-储蓄，因此要刺激消费，就必然要鼓励居民减少储蓄；如何鼓励居民较少储蓄呢?自然是降息。因此，从储蓄理论和社会平均利润率等不同角度看，尽快大幅降息都应该是正确的货币政策选择。

第三，加大新消费的补贴力度，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只能期待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速，难以期待有额外的增量消费；而新消费的增量弹性空间更大，对于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更显著，因此消费补贴应侧重新消费。比如，假定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若安排1万亿资金补贴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消费，预计可带动3万亿元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最后，尽管中央决策层面已经形成了以稳消费为主的决策共识，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贯彻稳消费为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

中央宏观决策部门应从以基建项目为中心的调控和决策模式，转向以促进消费复苏和消费升级为目标的新决策模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应该把调控目标指向如何通过提高收入、降低储蓄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等经济杠杆来稳消费；而地方政府也应该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重点考核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老的经济指标和考核模式，尽快转向以促进居民收入提高、促进就业、促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持续增长等以稳消费为中心的新时期经济指标。

作者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