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推高默克尔国内支持率 她能带领欧洲经济走出困境吗？

  作者： 康恺

  [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表示，之所以默克尔及其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创下新高，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德国政府反应迅速、应对冷静，回应了民众在危机时的根本诉求——安全和秩序。此外，在出台防疫措施的同时，也将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考虑在内，出台了救助中小企业的一揽子计划，使得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有所保障。 ]

  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稳妥表现，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创下了新高。

  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联合政府的支持率由3月的35%一路升至63％，这也是迄今为止，本届大联合政府获得的最高支持率。此前一度因诸多问题而支持率下滑的默克尔也重得选民青睐，支持率回升至64%。联盟党（Union）的支持率增加了7%，达34%。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表示，之所以默克尔及其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创下新高，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德国政府反应迅速、应对冷静，回应了民众在危机时的根本诉求——安全和秩序。此外，在出台防疫措施的同时，也将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考虑在内，出台了救助中小企业的一揽子计划，使得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有所保障。

  不过，在欧盟层面，德国却遭受不少质疑。批评人士认为，德国带头反对意大利等国提出的“新冠债券”的提议，没有发挥欧盟领导者的作用。

  对此，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朱宇方博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对欧元区债务共担是德国的一贯立场。不过，疫情将德国陷入保护自身利益和挽救欧元区的两难境地，如果德国继续持此态度，将影响其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

  支持率创历史高位

  受2月图林根州州长选举影响，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的支持率曾一路下滑，据ARD此前公布的民调，3月份时联盟党的支持率仅有27%。

  不过，自疫情在欧洲蔓延以来，德国的确诊人数虽然持续上升，且已突破10万人，但病死率却一直低于全球3.4%的平均值。

  截至4月8日，德国的病死率约为1.8%。在救治病患的过程中，德国的医院并没有出现医疗系统挤兑、大规模医护人员感染事件，且社会也并未出现大规模恐慌。

  正是此举，又一次奠定了默克尔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ARD民调显示，不仅七成民众对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表示满意，就连绿党和自民党的许多支持者也持赞扬态度。

  德国主流媒体甚至已经在讨论，多次表示不再参选的默克尔是否有可能开启其第五任总理生涯？

  胡春春认为，在危机来临时，民众最根本的需求就是安全和秩序。如果执政党能够迅速地对疫情有所回应，民众会自动地站在执政党和政府身后。

  默克尔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的最大的一场挑战，事实证明，默克尔领导的联合大政府在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机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春春表示，默克尔所领导的联合大政府支持率高的另一大原因在于，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性。疫情暴发初期，联合大政府并没有否认疫情的严峻，也没有180度地转换策略。在其决策团队中，传染病学家一直是重要的智囊。

  在经济层面，胡春春认为，德国在采取限制经济活动的同时，也将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考虑在内了，国家立刻发放了对企业和民众的补偿。

  3月24日，大联合政府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其规模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而在速度上，一些中小企业在第一天填完申请表格后，第三天就能收到救助款项。

  默克尔能否担当欧盟领导者？

  不过，虽然在国内层面默克尔领导下的政府表现获广泛支持，但在欧盟层面，以意大利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却认为，德国并没有在疫情中表现出“欧盟领导者”的角色。

  领导人的电视讲话即是例证。批评者认为，面对疫情，默克尔在有关疫情首次电视讲话中只字未提欧盟，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描述了欧盟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和责任。

  今年7月1日，德国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职位，某种意义上，这又一次将默克尔推上欧洲危机管理领导者的位置，默克尔将如何挽救受疫情打击的欧元区经济？

  4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疫情后如何重振欧盟经济。但是，各方仍难以达成共识，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反对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提议——发放新冠肺炎疫情共同的“欧洲债券”。

  德国为何持此态度？对此，朱宇方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德国一贯的坚定立场——反对欧元区债务共担。

  朱宇方表示，八年前，当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默克尔就曾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有欧元债券。”其原因在于，德国是欧元区绝对的经济强国，如果债务共担，那德国几乎铁定是最大的埋单者。新冠债券与欧元债券性质基本一样，虽然在目前的讨论中，新冠债券是有期限的，但德国担心一旦推出，很可能最终会演变成某种永久性机制，从而带来长期风险。

  朱宇方称，此外，德国反对新冠债券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联合债券发行方式对于经济薄弱、融资成本较高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金融市场融资。而对于德国这样相对财力雄厚的国家来说，融资所要支付的利率反而会高于发行本国国债的利率。此次与德国一起被称为“吝啬四国”，同样反对欧元债券和此次新冠债券的奥地利、芬兰和荷兰也都是欧元区的经济“优等生”。

  朱宇方认为，目前有关新冠债券的争论更多是在政治象征层面。

  支持者的论据主要有三：首先，如果欧洲在危机爆发后没有提供针对性的联合金融工具，欧盟的作用将受到质疑，这种状况在欧盟内部有可能会被疑欧民粹主义者利用，在政治上兴风作浪，在外部有可能会被国际对冲基金利用，发动对欧元区国家的又一轮攻击。

  第二，与2008年的“欧债危机”不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的打击更多来自自然层面。因此欧盟团结一致携手应对有人道主义意义，甚至有人提出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疫情的脆弱与欧元危机后被迫紧缩财政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欧盟对救助更是责无旁贷。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折射出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机制，而这一机制早已深受诟病，新冠债券是朝着欧元区共同财政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

  朱宇方说：“参照德国迄今的立场，很难看到欧洲出台新冠债券或共同财政刺激计划的可能性。但是，目前疫情的确将德国陷入保护自身利益和挽救欧元区的两难境地。如果德国一如既往地在救助问题上表现得‘吝啬’，将影响其在欧盟的号召力和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