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的《2019·径山报告》在杭州发布，主题是“以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该报告课题组的黄益平、肖钢等重磅专家对当前金融如何通过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研究，从资本市场化、数字金融、银行转型、影子银行治理、人民币国际化等视角提出了政策建议。

这是CF40连续第三年发布《径山报告》，从2017年的“金融开放”、2018年的“金融改革”到2019年的“金融创新”，《径山报告》的关键词也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迫切任务。

资本需要足够耐心，2019径山报告聚焦金融创新

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年以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系列重大的转折。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三个比较大的挑战：低成本优势丧失；人口老龄化；全球化的趋势发生一些转变，会对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挑战，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平稳地从要素投入型过渡到创新驱动型。

黄益平认为，从三个方面来看，当前一些实体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还有待满足：“一是，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下降，对于资产性需求越来越高，缺少合理可靠的投资渠道；二是，对于轻资产的小微企业，尤其是创新型的企业，他们的融资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三是，政府缺乏恰当的市场与工具去筹集大量的资金支持公共服务。”

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会遇到一些难题？黄益平提到，创新活动往往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这是金融创新需要解决的事情。从大方向来看，黄益平认为至少有三方面需要考虑：“1、资本需要更足够的耐心。2、适应创新的风险管理模式。相比过去的制造业扩张，未来不确定性有更大的创新风险管理，需要有新的办法。3、对投资者需要能够容忍适度的失败。如果你想投资创新，又是百分之百保险，比较困难。”

增长模式转型要求金融模式转型。《2019·径山报告》指出，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为企业、客户和政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不太擅长支持轻资产的创新型企业，也很难提供大规模的投资渠道，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匹配、竞争激烈与服务不足并存。

黄益平介绍，径山报告专家课题组从当前金融如何通过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研究，从资本市场化、数字金融、银行转型、影子银行治理、人民币国际化等视角提出了政策建议。

2019·径山报告八条政策建议

1、需要营造一个更好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环境，尤其是市场出清僵尸企业。如果没有竞争，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不一样，融资环境必然不太一样。如果僵尸企业不能出清，我们如何承受风险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市场纪律要加强，对知识产权要保护，要有一个更好的责权区分。如此，才能有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在此基础上也才能谈得上金融创新。
2、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创新活动和中小企业服务。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包括落实竞争中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3、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直接“管控”，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系统性的市场开放，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提高资本的耐心，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培育“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
4、进一步探索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推动服务模式向“商行+投行”转型。利用软信息，深耕小微企业客户群。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创新风控手段，建设开放银行。设立支持科技创新企业与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5、把握好整顿影子银行的节奏与力度，减少催生影子银行的政策扭曲，对各类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要统一，减少监管套利。加强私募股权净值型产品的销售，增加市场的长期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整体资产组合的风险监控与风险管理能力。
6、尽快实现监管全覆盖，规范数字金融业务模式与行为。积极平衡大数据收益与个人隐私、大科技公司效率与垄断之间的关系，并推动智能手机、大数据与云计算在整个金融部门中的稳健运用，支持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7、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开放之锚，构建透明、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与汇率体制，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加强人民币的计价功能。
8、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的业务特征，加强监管协调、功能监管与监管科技。在监管政策的执行中，要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一再重演。

影子银行整顿需把握节奏与力度

一方面，影子银行为实体经济提供了金融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部门服务的不足。但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规避监管，一些交易人为地 放大金融风险，确实给金融稳定造成较大的隐患。分析中国的影子银行，要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看。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介绍所负责《中国影子银行的治理与创新》分报告时表示。

报告指出，银子银行确实造成了不少风险，包括资源错配风险、资金空转风险、期限错配风险和刚性兑付风险等。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以及“两高一剩”行业，助长了盲目投资和 产能过剩现象。为了规避监管，理财产品往往“多层嵌套”、“层层包装”，甚至“脱实向虚”， 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正因为此，2017 年以来，资管新规及一系列的金融严监管政策出台，其目的也是为了化解金 融风险。目前看这些政策已经初步见效。2018 年末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22.04 万亿元，与 2017 年末的 22.17 万亿元和 2016 年末的 23.11 万亿元相比，稳中有降。影子银行资金的回表，一 方面规范了过去影子银行资金体外循环、脱实向虚、逃避监管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正规金融 渠道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出，对影子银行“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很好地将影子银行规避监管、诱发风险的属性与服务实体经济、弥补正规融资渠道不足的属性区别开来。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抬升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肖钢介绍，在影子银行治理方面，报告提出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要把握好整顿影子银行的节奏和力度，二是统一对各种资管产品的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三是加强私募股权型净值型产品销售，增加市场长期资金；四是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五是加强对结构性存款的管理，制定相关规则，实现有法可依；六是加快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探索“最优金融结构”，中小银行做好差异化服务

“从新结构角度来讲，还是结构性问题占主导，2006年到2011年的信贷数据发现，国有大型银行每增加1块钱信贷投资，对中小微企业发放信贷只有1分钱。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增加1块钱信贷投资，对中小微企业有1毛钱。而城商行是2毛钱，农村金融机构是2毛5分。我们认为中国中小型银行发展虽然比过去有很好的进步，但未来还需要继续发展。发展方向不再是大银行转型，扎根本地，根据它的禀赋特点、产业结构、金融需求特点做好服务当地的工作。”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付才辉代表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团队分享了其报告《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该报告提出“最优金融结构”概念与有为政府的边界，认为对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有重要启示，即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可能是不一样的：从大的方向上看，在中小企业主导经济的时候，多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是有益的。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应该更多地关注机构的功能而不是机构的形态。因此，最优金融结构要关注金融机构的组成结构，但更需要关注金融机构的实际功能。

付才辉认为，为什么现阶段我们还存在着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那么多问题，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结构性矛盾还存在。从新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中国现阶段，由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需求的特色，要对它进行改革的特色，要看需求特色在什么地方，改革特色在哪些地方。

不能用传统绩效工资激励创新

“客观上来讲，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还有很多不适合技术创新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能够建立起一整套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环境，能够让它自我循环、自我运作起来，更好激励技术创新。”CF40特邀嘉宾、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分享了金融创新如何支持实体创新。

他介绍，从宏观角度讲，更加关注制度，金融市场化之后对技术创新正面作用明显：更便宜的融资渠道、风险共享以及公司治理等机制逐渐完善。因此，这带来的启示就是要扩大开放金融市场，鼓励国外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保证一个宏观上连续、完整、稳定的政策，给市场形成连续、稳定、完整的预期；建立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形成一个协同区域效益。

具体到中观市场层面上来讲，他分享，更加考虑对于失败的容忍，不能用传统绩效工资激励创新；同时政府在培育高质量创新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破产制度，把创业者个人资产和投资进行相应地隔离，这也是对失败能更高的容忍。

最后在微观层面，他提到，更加关注金融工具，强调企业风险投资，和企业风险投资对应的是传统意义上独立的风险投资，对于企业长期创新作用明显。

他提到，综合来讲，宏观的制度、中观金融市场，还有微观企业的战略，要打成一个组合拳，形成一个生态系统，才能够更好地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应实现监管全覆盖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分享了题为《数字金融创新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报告。黄卓表示，中国数字金融的快速成长在逻辑上与影子银行的扩张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传统金融部门存在许多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服务小微企业与低收入人群的普惠领域；另一方面，基于这些业务形态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真实的金融服务，监管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

报告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数字金融业务都还处于幼稚产业的状态，远未成熟。第一，不少数字金融业务刚刚经历过野蛮生长的阶段，这些业务形态是不是真的有长期的生命力，还有待观察。第二，中国的数字金融尚未经历过完整的金融周期的考验。第三，数字金融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理解。

黄卓表示，当前的中国数字金融正在从过去的野蛮生长走向新的2.0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应该是监管全覆盖，需要有明确的进入门槛，设置具体的资质要求，同时规定稳健的运行规则。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很可能会出现擅长做金融的专注做金融、而擅长做技术的专注做技术的局面。未来也许传统的金融机构会在数字金融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一些互联网公司可以专注为金融决策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但不一定要亲自去提供金融产品或者服务。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切忌拔苗助长

“凡是需要用于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说金融开放、比如说国内外政策透明、接轨、稳健等，这些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经济金融政策环境恰恰也是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是完全可以契合在一起。这样看来，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既是从推动金融开放的角度来看，同时对于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认为，如果把2009年作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起点，过去这十年来已经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成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支付、储值和计价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过去十年的历程中起伏也很明显，尤其是在2015年中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头。

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符合中国构架全面开放的新格局的大方向，也可以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考虑把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当作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量力而行，适合走多远就走多远，切忌拔苗助长。其实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上。”黄益平表示，可以参照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推进改革、创造条件。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改革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汇率不灵活，将来说不定还会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掣肘。与此同时，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步骤防范风险、支持金融稳定。

浙商银行平台化转型样本

在回应课题组“商业银行如何通过转型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浙商银行近年的平台化服务实践给出了一个转型样本。

“当前，金融体系正在深刻重塑和调整，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浙商银行行长徐仁艳称，近年来，该行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在积极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据介绍，面对互联网和新经济浪潮，浙商银行以实体企业需要和客户价值创造为导向，创新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应用，植入平台化基因，重新定义银行业务模式和经营管理。自2014年发布涌金票据池后，陆续推出池化融资、易企银和应收款链三大平台，构建“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综合服务平台。

徐仁艳称，浙商银行以实体企业需要和客户价值创造为导向，创新金融科技应用，植入平台化基因，重新定义银行业务模式和经营管理，构建“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打造平台化服务银行，将银行的各项业务和服务整合于统一的平台之上，前中后台联动，为客户提供简捷高效安全的服务；创新设计企业自金融平台，输出金融科技和业务服务，帮助企业盘活沉淀资产和资源，实现集团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创新企业融资方式，在企业流动性-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制造领域、小企业金融服务、跨境金融服务等方面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应用，支持实体企业降杠杆、降负债、降成本，得到企业的认同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