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东风袭来，湾区内人才竞赛悄然打响，“人口难题”也让不少城市危机感十足。

近期，东莞率先喊出了“人口破千万”的目标，其城市发展的雄心不可谓不大。根据东莞最新出炉的人口规划，2025年，常住人口达到960万人；2030年，常住人口达到1020万人；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1080万人。

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产业政策扶持到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倾斜，这座特大城市计划在未来十五年跨越千万人口门槛，转身成为湾区内的“超大城市”和“技能人才之都”。

不过，对于经济体量尚不突出的东莞而言，为何有底气提出这样的人口目标？吸纳人口流入的难度和挑战又有多少？人口红利和人才竞争的优势又在什么地方？

围绕人口建设政策落地、超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千万人口撬动经济效应等一连串问题，将值得深究。

计划跨越千万人口门槛

东莞提出人口战略新目标

抢人大战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之中，粤港澳大湾区中，人口资源的竞争也逐渐明朗化，更有二线市场率先提出清晰战略，目标锚定“千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

日前，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网站正式发布关于征求《东莞市人口发展规划（2020-2035年）》（简称“发展规划”）意见的公告。

根据上述《发展规划》，东莞市将实施积极的人口调控政策，保持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有质量的稳步增长。2025年，常住人口达到960万人；2030年，常住人口达到1020万人；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1080万人。

2030年常住人口就要超过千万，那么这样的目标难度如何呢？

据介绍，2010年以来，东莞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就进入到低速平稳增长阶段——由2010年的822.48万人增至2018年的839.22万人，年均增加2.1万人，年均增长0.25%，低于2000年-2010年间的2.46%平均增速。东莞市常住人口规模占珠三角九市常住总人口的比重呈下降状态，人口流入趋势有所减弱。

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东莞常住人口数量为834.25万人，2018年上升到839.22万人，上涨约5万人。按照这样的增幅，东莞常住人口需要在未来12年里人口增幅达到240万，较目前人口增幅高达28%。

湾区人才暗战提前打响

深圳产业外溢东莞获利

那么对于东莞这座二线城市而言，为何要在此时提出这么宏大而且难度不小的人口目标呢？

这可能还是和城市发展的危机感有关。

第一，人口红利的空间越来越小，谁都希望抓住最后的“人口红利”优势，东莞也不例外。过去珠三角外贸发展、东莞代工经济的活跃，让这个城市吸纳了大量的流入人口。如今，经济模式的切换，让过去人口主动流入的动力越来越弱，东莞城市经济转型的驱动下，人口优势需要进行重构。

上述《发展规划》提出，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对我市发展模式产生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以人口转型发展促进经济产业转型，以经济产业转型带动人口转型发展。”

第二，湾区人才流动加强，竞争提前打响，东莞想化被动转为主动。按照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以瞄准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在这样湾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东莞发展看到了“机会”。随着大湾区交通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以及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政策举措的不断创新，将极大促进湾区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效流动。港澳与珠三角城市之间以及珠三角城市内部，未来人员交流更为便捷、顺畅与频繁，大湾区内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将逐步形成。伴

上述《发展规划》指出，东莞处于广深港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承载区，区位优势明显，依托散裂中子源等国家大科学装置，规划建设中子科学城，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实验室体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各类人才载体的建设将有利于我市吸引人才。

而实际上，除了大湾区整体建设酝酿的机会之外，东莞毗邻深圳的区位优势也将有可能为其城市发展带来新的空间。

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了深圳重大使命、重大任务、重大机遇。未来深圳对周围的辐射带动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深圳可供开发的土地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制造环节等也在加速向惠州、东莞外溢，其中以华为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将部分人员和研发基地转移至东莞，也让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大大提升。“产业外溢”效应流入东莞，也成为近年来对深莞两地城市发展模式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

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

东莞欲打造“技能人才之都”

那么，如何吸引人才流入，在全国抢人大战中，身处湾区地带的东莞又该如何实施自己的人才战略呢？

不妨先看下基本的人才吸引战略。一般而言，为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住房、户籍到医疗教育，各个城市都会放出大招来提供政策红利，而东莞在未来十多年的人口发展规划中，这些政策措施也成为实施人才战略的重中之重。

以户籍制度为例，目前东莞人口结构中流动人口的比重较大，改变人口现状，扩容人口规模的重要条件就是放松户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东莞提出，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动态调整落户政策，逐步提升户籍人口占比，优化户籍人口结构。同时，提高青年人才和紧缺人才落户占比。

按照规划，2025 年，户籍人口达到 360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提升至 37.5％；2030 年，

户籍人口达到430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提升至42.2％；2035年，户籍人口达到 500 万人，占比提升至 46.3%。

而在激发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活力方面，上述《发展规划》指出，东莞将落实国家放宽港澳人士执业限制的政策措施，推动在旅游、卫生、教育、司法、会计、社工、专利代理等服务业职业资格互认，促进港澳专业人士在莞便利执业。设立港澳人员服务专区，提供绿色通道服务，为来莞港澳人员提供包括就业、居住、社保、出入境等在内的“一站式”服务。

从规划来看，东莞加强中心城区、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三心”之间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网络联系，发挥其对全市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常住人口密度。全面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强化集聚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力，打造东莞市“美丽城央”，重点集聚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人才。至2035年，“三心”常住人口占全市比例达 20％以上。

此外，东莞还提出将全力建设“技能人才之都”。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对接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在存量上全面提升劳动者技能，在增量上扩大高技能人才规模，打造多元化国际化技能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大力实施百万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将我市建设成技能人才的集聚中心、培养中心和辐射中心。

“超大城市”军团即将来临

未来这些城市人口还将扩容

实际上，这几年来，全国各地多个城市都开始提出了发展千万级别人口的超大城市的目标，对人口资源和人口红利的渴望，也催生了各地越演越烈的“抢人大战”。

从公开资料看，当前全国各地多个二线城市，先后提出发展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其中，成都提出，到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2300万人。该人口数量相比2018年的人口基础增幅超过40%。

南京提出，到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1300万人。而2018年南京的常住人口只有843.62万人，要达到目标，人口增幅需达到54.10%。

长沙提出，到2035年，常住人口达到1200万人，2018年该市常住人口815.47万人达到这一目标人口需增长47.15%。

西安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1500万，2018年常住人口1000.37万人，同比增长49.94%。

济南提出，2025年人口达到1200万人，2018年该市常住人口883.94万人，达到这一目标人口需增长35.76%。

不过，从全国城镇化人口建设的规划和城市群-发展来看，如此之多的城市争相发展“超大城市”会否会收到区域经济以及当地公共服务资源的限制，“超大城市”的目标会否改变过去城市发展以一个中心辐射、多个城市辅助发展的模式呢？

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上述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一直认为一些大城市人口过多，突破了城市发展的承载力，应当限制发展，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的提法则要强调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有市场观点认为，新的“超大城市”出现，可能会冲击现有的一线城市对人口发展的变化，尤其是注入北京、上海等户籍限制较严格的城市，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调整。

不过，伴随“超大城市”军团的出现，大城市病以及公共资源的匹配能否跟进，城市发展会否走入楼市炒作的老路，这些都将是这些准超大城市的设计者们需要考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