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疲软、外部贸易冲突不断、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民粹主义以及右翼政党的崛起……种种标签正贴在欧盟与欧元区身上。继欧债危机后，欧元区以及欧盟在当下再次陷入风险与困境之中。2019年是欧洲一体化里程碑——欧元诞生的20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欧洲一体化中深层的制度与社会问题变得愈发显著。那么欧元区经济能否重获增长动能？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带着一系列的问题，《金融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明。

《金融时报》记者：欧元区经济萎靡不振，其背后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方明：欧元区经济萎靡不振，一是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恶化，包括逆全球化趋势有所增加，贸易战压力日益加剧，美国经济增长并不稳固，英国脱离欧盟，地缘政治紧张，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也日益突出；二是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福利国家问题和区内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高福利使欧元区长期保持了高达10%左右的失业率，创新和经济增长动力自然不足，而众多欧元区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而要适用统一的货币政策，并要满足统一的财政纪律，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欧元区的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继任者是否还会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欧洲央行政策方向是否将有所调整？

方明：欧洲央行是否还会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主要取决于欧元区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也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如果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货币政策更加温和，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不高，通胀可控，欧洲央行可能还会继续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欧元区经济和美国经济增速重新上升，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欧元区经济增速提升，通胀上升，欧洲央行也会在适当时候收紧货币政策。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贸易战加大了不确定性。美国经济正在转差，美国金融市场面临较大压力，美联储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下降，货币政策进一步温和的可能性上升；欧元区经济增长也相对温和，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年内不大。但是，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结构也可能会微调。

《金融时报》记者：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利益出现分化，疑欧情绪猛增，欧盟应如何应对和化解？

方明：作为欧盟三大核心国家之一的英国脱欧，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右 派势力的上升，民族主义力量的抬头，给欧盟带来了包括欧盟是否会解体在内的政治压力。此外，利比亚和中东战乱导致的难民问题、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也给欧盟带来了巨大冲击。欧盟坚定并严格地处理英国脱欧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给其他成员国打预防针，增加脱欧的成本，避免产生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欧盟的一致预期。

面对疑欧情绪猛增的问题，欧盟可能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关系，核心在于寻求自身战略平衡点，而不是一味地追随美国，因为这既避免不了美国对欧盟发动贸易战，也避免不了美国同样对其进行极限施压，也不能一味地追随美国打压俄罗斯，而应适当地缓解与俄罗斯的关系，改变地缘政治上大力东进的策略，加大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其他经贸合作，加大与中国全方位的合作，增强自身的经济活力，同时要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

二是处理好内部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适当修改财政规则，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给成员国以更大的自主权，促进亲近欧盟力量在各国内部政治上获得广泛支持。

三是处理好中东问题，尤其是伊朗问题，包括伊核协议和伊朗石油出口的相关问题，避免中东再次出现不可收拾的乱局，影响欧盟国家经济发展和内部稳定。

四是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可对不同的国家展现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购买其国债规模，同时利用容克计划促进对欧盟国家的投资，尤其是要加强对发展困难国家的投资，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紧密对接，促进欧盟内部的团结。

《金融时报》记者：为刺激经济，当前欧盟是否应当放松财政政策约束？作为龙头的德国，是否应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

方明：欧盟是以物价稳定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的。从整体来看，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达1.7%，核心CPI达1.3%，距离2%的货币政策目标尚有一定距离。从整体来看，正如上面所言，欧盟可适当放松财政政策约束，但不是普遍放宽财政政策约束，对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仍然应该严格限制，而对于经济发展差、内部压力大的国家，可以适当放松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发展。对于德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0.7%，但其4月CPI同比已达2.1%，如果要放松财政政策，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一定要小心通胀。

《金融时报》记者：欧债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欧盟货币与财政政策制度的缺陷，对制度进行改革以及建立财政同盟，其困难和挑战主要在哪里？

方明：欧债危机最核心的根源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矛盾：一方面，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在福利主义的诱导下，也放松了财政约束，即使是在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经济陷入衰退时期，福利支出仍然在按固定增长率增加。同时，出现危机的国家的经常账户多为赤字，国际收支失衡，偿还外部债务的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欧元区的国家将货币自主权全部交给了欧洲央行，而欧元区经济状况差异极大，不同国家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各国失去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央行受制于法德大国，难以承担每个国家最后贷款人的职责。美国、日本和英国并没有出现如此广泛的债务危机，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货币自主权。

此外，欧盟统一的财政政策限制与各国发展情况的冲突。欧盟没有统一的财政，但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能超过3%，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在正常的周期下，这样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但在周期性危机来临时，过分僵化地执行政策，即限制了一些国家的发展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将统一财政作为解决其结构性问题的重大出路，是可以使欧盟朝向类似一国的最优货币区方向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一是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一样，统一的财政，不仅仅是财政政策，如何能实现财政权力的恰当分配；二是欧盟内部人口和资源的跨国流动是否充分有效，国家之间的移民是否可以极少限制；三是各国，尤其是大国或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放弃权利，是否愿意将自身的资源转移支付给小国或欠发达国家；四是欧盟本身能否保持自身的稳定发展，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如果没有这一前提，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希望，脱欧的情况将不仅仅止于英国，统一财政更无从谈起。

《金融时报》记者：欧元迎来20周年，未来欧元作为欧元区统一货币发展前景如何？货币体系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方明：欧元作为欧元区统一货币的诞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重要一步，但从欧元近20年的运行来看，欧元的影响力其实有所下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以美元主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元作为欧元区统一货币，如果能吸引更多的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扩展欧元的影响力，至少使欧元成为全球重要的关键货币之一，最终形成欧元、人民币和美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格局，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竞争性均衡，这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优化，拓展全球的战略空间。这应该是国际社会所共同期望的，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

从欧元区自身的发展来看，20年来欧元区仍然未能满足蒙代尔和雷曼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而且，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要达到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也不容易，有的标准天然具有刚性，如工资价格。因此，从事实来看，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最优货币区。

事实上人们往往忽略了政府存在、社会福利刚性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成本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的成本。一体化还需要教育的一体化、文化的一体化、政府的一体化。如果认为欧元区仅凭目前的一体化水平就能成为最优货币区，享受最优货币区的收益而避免可能遭受的外部冲击，是极不现实的。简单地说，仅仅是经济金融和各种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是不够的，更何况欧元区这些要素自身一体化的程度还非常有限。

客观地看，欧元发展20年来仍然不具备挑战美元世界货币的力量，未来独立挑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也不大，除了勇气外，自身的实力和脆弱性也是重要的限制。相反，欧元自身的力量还有所下降。为此，欧元如果要保持自身的力量和发展自身的力量，应该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参与，尤其是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增强自身的力量，增强自身货币的稳定性，并形成竞争性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欧元的未来前景和出路，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景和出路。

关注【叩富问财】服务号，关注后在对话框回复“最优货币区”，可获得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最新热点、必学知识、视频讲解、一对一顾问讲解等服务。点击微信，一键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