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第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了农村集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分离，强化了农民权利，解决了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而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将在“放活土地经营权”上做文章，其创新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与前一轮改革比肩。

陈锡文认为，农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即“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合理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新一轮土改的核心，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撰文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是新一轮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核心所在。”

“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定调农地改革坚持三条底线，就是为改革划定底线。”专家称，这一底线就是：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开创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实践中，我们把放活土地经营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推动土地适度规模集中，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保证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王东明表示。

“不能把确保耕地红线不突破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向上证报记者表示，耕地红线不突破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国的建设用地不是不够用。相反，很多地区的建设用地还是相当粗放的。如果能将现在的建设用地精细化使用，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保障农民利益还需要大量的配套措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吴垠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情况差异较大的国情决定了：“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不可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没有多种出路的相互比较、借鉴，而希望通过某一种“赋权”模式来达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改革可能面临一窝蜂、高成本、低收益的结局。因此，试点推进是一个谨慎稳妥的做法。

吴垠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坚持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宅基地)的集体所有，通过确权赋能，把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和农民手中的使用权变为永久性物权，使它们能流转交易；保护集体和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以此建立农民获得生存、发展来源的长期保障制度，防止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