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的发言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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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进的边境税（BAT），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任何关税的安排都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政府对进出口任何一端进行限制，都是不能形成好的产出。

“我们还不知道（美国边境税的）最终的决定，但是我认为任何关税的安排都应该是支持贸易的，而不是阻碍贸易，”周小川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要鼓励出口的话，就应该让出口商自由地选择进口的原材料和技术。如果对进口有限制的话，又怎么能形成价格竞争力呢？”

“政府对进出口任何一端限制，是不能形成好的产出的。”周小川以中国举例道，过去中国的视频、音频电子设备出口较好，是因为中国有较好的进口关税，生产厂商可以使用好的进口材料。

“有些国家认为，失业是全球化造成的，关起门来就是可以保护。从经济学上，采用政策（手段）来支持某个领域，就要把其他领域的经济资源拿到这领域。这种资源再分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是人为歧视被移出资源的领域。”

“如果你在高科技领域有优势，但是你把有优势领域的资源分配到制造业来保护工作，这不能说好不好，但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本身值得争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不能说货币宽松政策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这其实是不预期的后果；经验表明，当货币政策宽松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或者导致某些资产泡沫，金融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或者其他资产泡沫，但人们还是需要做取舍，还是要关注康复、经济复苏这一面。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有30多个省政府，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债，要进行结构性改变，基础投资、城市化，包括发展服务行业这都需要投资。所以地方政府要促进这些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财权、事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在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目前全球已经到达了这次周期的尾部，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不过他也指出，因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因此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周小川说，在中国，过去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已经回到谨慎的货币政策。他指出，全球经济的复苏会经过很多曲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货币政策也需要逐渐改变，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他认为，这个方向需要看到货币政策限度，要认真去考虑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货币政策宽松的周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于再通胀的问题，周小川认为，尽管目前在一些国家已经看到再通胀，但是从全球总体情况来看，判断是否再通胀仍然为时尚早。他认为，今年已经有些国家在全球商品市场价格上扬，因此对待再通胀的现象，应该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这跟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关系。

周小川还表示，在执行多年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在全球、在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流动性。他指出，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当局已经开始紧缩，但是这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某些期间，我们会强调结构改革以及其他长期的发展战略，会发出信号告诉人们不要太依赖于货币政策，但是这个信号的发出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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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从长期的改革和结构政策来看，中国从很多年前已经开始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从过去特别依赖出口转为特别强调内需。

他指出，中国已经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的阶段。过去来说，中国太依赖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对薄弱，但在中国政府强烈豪宅增长服务业的情况下，近些年服务业已经占到中国GDP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中短期关注的重点来看，周小川认为，在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在实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减少库存和债务杠杆率，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去解决一些结构上的瓶颈问题。从全球来看，各国政策之所以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再转向结构改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先进国家体的债务占GDP比重非常高，在2010年之后，一些欧盟国家还出现了主权债务问题，有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认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已经穷尽。在他看来，财政政策对结构性改革而言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财政政策已经没有空间，结构性改革很难进行。他认为，未来人们会慢慢意识到，即便在财政上的指标不是很好，还是必须继续用财政手段和财政工具，之后会有某些国家，会再度开始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他进一步阐述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各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但是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财政政策空间，每个国家都要单独对此作出判断。对中国而言，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并不是很高，但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需要思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省政府也可以自己借债，进行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以及发展服务业等，因此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猜拳实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而不同的省份之间的财政指标都不同，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

不过周小川指出，这未必意味着货币政策完全无法促进结构性改革。他认为，货币政策会调整总量的需求，而不是调整结构和行业。“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去创造一些工具，鼓励或者支持某些行业。货币政策可以往前导入一些战略行业，可以帮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我们也希望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农村地区的融资贷款、小企业的融资贷款，至于成效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依赖于“直升机撒钱”式刺激措施，中国央行有诸如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非常严肃的经济解决方案；为经济复苏，政府应着力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财政状况，强调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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