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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开发渐入高潮，开采矿山，修筑铁路，均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其时，美国与清国订立《蒲安臣条约》（1868），允许华人移民美国，于是有大批华人劳工赴美。然而，跨大陆铁路竣工后，加州便开始限制中国移民。对此，华人的回应是诉诸联邦法院和宪法，维护其权利，尽管排华主张的一个重要理据是：华人天生就服从于东方专制主义，既无个人权利意识，也无法领会美国共和制度所捍卫的各种价值。联邦最高法院回应了华人的诉求，宣布移民事务专属于联邦政府，各州无权处置。然而对华人来说，那只是一个“误导性的司法胜利”（144页）。因为该案判决实际关注的，其实是州权和联邦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对华人的权利保障。相反，自1882年开始，为回应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和普遍的经济衰退，国会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案，对中国人进入和移民美国施以各种严苛限制。这些明显是种族主义的法律不但对数以万计的华人造成严重伤害，也直接违反了美国在《蒲安臣条约》中所做的承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美国政府这种违反国际法义务的做法，联邦最高法院竟视为正当，而它给出的法律推理是这样的：国会有权将外国人排除于该国，这是其主权固有之权，这种权利并非出于宪法，而是源自国际法和主权观念本身。那么，美国所做的国际法上的承诺呢？法院的回答是，鉴于排除“外国人”的权利属于“主权事务”，相当于“不可让渡”的权利，它就此议题所做的任何承诺，皆可通过事后的立法单方面撤销。自然，法院以公允的姿态表示，中国政府若对此感到不满，也可以诉诸外交或“任何在它看来其利益或尊严可能要求采取的其他措施”（145页。柴禅平诉合众国案，1889年）。可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主权”也好，“国际法”也好，对美、中两国含义全然不同。诚如络教授所言：“美国对中国人的排斥是其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不可转让的主权权利，而中国政府为排斥美国人进入广州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域的努力，却被视为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一种反社会行为。而且，虽然美国不可能放弃（即便它愿意）它享有的将外国人排斥在外的本体论自由（ontological freedom），但中国签署的依此放弃了更大量主权的治外法权条约，却被视为中国对其拥有之‘主权’的完全正当的行使”（145、146页）。国际法的情形也是一样。有论者指出，十九世纪联邦最高法院就政府外交事务所做的判例，常常将国际法引为美国政府行为的权威来源，同时却不把它视作约束政府的来源。如此，国际法被认为“既给了美国人排斥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权利，又给了将中国‘打开’以让美国人进入的权利，以此使得美国能出口其（普世）价值到中国，并将中国的（独有）价值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