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5日，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增加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新成员。亚投行将以开放性、建设性、创新性的姿态，为亚洲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自己的贡献。

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形成需求，长期形成供给，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类福利的重要手段。但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期较长，通常需要15年到25年才能收回成本，且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率偏低，单纯的市场机制远远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成为长期以来困扰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平庸增长、各国公共与私营债务的普遍高企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匮乏的困境越发突出。亚洲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供需缺口更大。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动自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一阶段，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参与者而不是创造者，是全球价值链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主动选择者。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从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溢出效应。反过来，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发展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论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都要求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中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能够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创造者，从而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就成为中国转变角色、承担区域经济大国责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亚投行的发展愿景

1.尊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开发银行

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发展理念大多以发达国家的现实经验为基础，在全球影响力较大的几家多边开发银行，其业务实施也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这些多边机构的发展理念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其战略使命不断扩展，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改革、法制建设、公司治理、民族政策等多个领域。发展理念的刚性和战略使命的繁复一方面对借款国形成了较多干预，降低了借款国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兴趣;另一方面多边机构设立过多的战略目标，各类事务纠缠在一起，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反而弱化了对发展中国家关键领域的支持力度。

亚投行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其投资将尽量减少与经济活动无关的附加条件。从现实看，金融机构对其投融资活动设定附加条件是件很自然的事，但附加条件应仅限于与项目运营和偿还贷款有关的方面。单纯套用某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往往会带来很多的社会、政治问题，既伤害了借款国和多边金融机构之间的互信，也会明显地降低机构本身的运行效率，这对借款国和金融机构都是得不偿失的事。

亚投行将精简战略使命，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自身的核心战略，投资决策以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为主要考量标准。这样做的益处有三个方面：

一、将投资业务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领域，能够高效配置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亚洲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二、便于快速积累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的经验，为亚投行的长期稳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便于建设一个重视专业技术知识、非政治化的组织文化，并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诉求，从而为亚投行赢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客户和全球的业务合作伙伴。

2.具有良好财务可持续性的开发银行

作为以发展中国家为股东主体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将重视利润的适度获取，以此保证银行具有良好的财务可持续性，既维护发展中国家股东的参与热情，也能够在长期中为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做出稳定持续的贡献。

从全球多边开发机构的运营经验来看，良好的财务可持续性是可以实现的，如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表1)。对于亚投行而言，主要业务集中在最具经济活力的亚洲地区，通过专业的项目选择、严格的风险管理和精简的机构运作，完全能够赢得适度的投资收益。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在于，一方面亚投行不会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另一方面亚投行将主要致力于中长期投资，与商业金融机构追求短期回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亚投行既能够实现良好的财务可持续性，又拥有商业银行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创造可观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3.坚守高标准的开发银行

亚投行将尊重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在治理结构、业务运营和安全保障政策等领域遵守高标准。

在亚投行筹备期间，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聘请了多位在国际机构和政府部门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籍专业人士，与亚投行的股东国代表共同探讨和设计治理结构、业务运营模式、安全保障政策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整个筹备过程体现出的公开、透明、包容和民主协商的作风，不仅使得中国赢得了各国的信任和支持，也帮助亚投行在创建伊始就能够全方位地学习和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实现高标准运营。

亚投行目前所拥有的高度多元化股东结构，以及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所形成的三层组织架构，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现代治理模式，为亚投行始终如一地坚守高标准奠定制度保障。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亚投行“将建立符合21世纪要求的高标准治理体系”，要实现“创新的国际最佳实践”，这反映出亚投行最高管理层对于实现高标准运营的决心和信心。亚投行在全球范围内以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选聘人才，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能够有力地保障亚投行全方位地实现高标准运营。

4.重视国际合作的开发银行

作为全球多边发展融资体系的新成员和补充力量，亚投行将全方位地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开展合作。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几十年的运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体上讲，在项目储备、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上都具有优势。亚投行可以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和项目融资等方面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这将有助于亚投行在较短时间内积累经验，提升管理能力，降低运营风险。同时，亚投行的新增资金供给和高效运转模式也将激发其他多边机构的合作意愿，并通过合作来促进全球多边发展融资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在亚投行的筹备期间，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均明确表示了与亚投行的合作意愿。事实上，目前亚投行已经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了实质性合作。

亚投行将开展与商业金融机构的合作，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放大杠杆效应，更有效地调动、配置市场资源。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欧洲投资银行的全球贷款业务，都是多边开发机构与各国商业金融机构合作的成功典范。亚投行将认真学习这些先进经验，联合全球的公共与私人资本，整合不同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源和项目储备，力争成为国际发展融资市场上优秀的合作者。

深化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是亚投行重要的战略诉求。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业务方向、以主权信用担保贷款为主要商业模式的亚投行，其核心的合作伙伴和服务对象是各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亚投行将充分与各国的各级政府保持密切交流，了解政府部门的需求，在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下，设计、制定适当的项目融资和运作模式，配合政府部门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目标。作为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还将承担跨境基础设施项目的协调与融资工作。跨境项目的发起与实施，涉及多边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亚投行以金融平台的身份参与多边机制的协商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亚投行将努力为多边政府间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亚投行的治理和运营

虽然亚投行刚刚开始投入，但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亚投行在治理和运营模式上与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差别。简单来说，开放包容、精简高效和务实灵活是其鲜明特征。

1.开放包容

亚投行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相区别的第一点在于其充分的开放性。《协定》规定亚投行在其贷款项目中将进行全球采购，而不限于成员国采购，这充分体现出了开放和包容，将使得所有受援国能够在项目实施中购买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与现有的某些多边金融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为重要的，中国作为亚投行发起国和最大股东国，在投票权中不谋求长期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其开放性的最重要体现。根据《协定》确立的股权结构，中方目前实占亚投行股权30.34%，为第一大股东，比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股权总和(23.4%)还高出6.94个百分点。股权大小关乎决策权大小，按照国际惯例，中方30.34%的股权可相应获取大体同等的投票权。但为了体现团结共筹之诚意，中方对投票权作了适度削减。根据协定，中方实有投票权26.06%。由于亚投行重大决策需要3/4以上票数才能获得通过，这意味着目前中方拥有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但是，亚投行将一直对国际社会持充分开放的态度。近期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在亚投行正式成立之后，又有约30个国家表示了加入亚投行的意愿，预计到2016年底，亚投行的股东国有望接近100个。伴随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加入，中国的投票权将会下降，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之后不再具备一票否决权，但是中国会始终以真诚开放的姿态欢迎其他国家的加入。

2.精简高效

亚投行在吸取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新。首先，亚投行不设常驻执董会，由董事会直接监督管理层，职责分工明确，运作高效。同时总行在中国之外仅设几个办事处，员工人数预计只会达到500～600人的规模，大约为亚开行和世行员工人数的1/6和5%。上述几个措施将扭转多边开发机构过于臃肿的痼疾，降低亚投行的运营成本。其次，亚投行在贷款审批流程上将进行简化。亚投行在成立初期，已经深刻意识到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繁琐苛刻的规则对其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在项目审批方面将进行改革，包括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从而将亚投行建成一个架构简单、运作高效的机构。

当然，对于亚投行的上述改革，外界也有批评意见。对于不设常驻执董会，批评者认为这将影响股东国之间的及时沟通，中方以此增强了自身控制力。任何一项改革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设常驻执董会，对于明确职责、提升管理效率、精简运营成本是有显著效果的。

在通信手段极其发达的今天，除了面对面的交流外，还可以有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电话等有效方式。遇到重要问题，董事们也可以快速地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这样，就可以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极其有限的程度内。

3.务实灵活

以发展中国家股东为主体的亚投行，其贷款标准将更重视经济发展，不谋求对借款国整体发展模式的干预。事实上，某些多边机构的贷款标准会表现出对一国发展模式的过度干预，这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申请贷款的积极性。亚投行将在环境与社会利益等方面坚持国际通行的高标准，但是同时将调整某些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苛刻条件，因此将更为符合资金需求国的实际情况。

亚投行的投资模式将更为灵活，银行贷款、股权投资和担保业务同时运作。除去传统的主权信用担保贷款外，根据《协定》，亚投行还将进行直接投资，即对公共和私人部门进行股权投资。这一模式的灵活度高，更有利于采用PPP模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通过承担较高风险而获取较高回报。另外，亚投行也可以作为担保人，为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提供中间业务来促进投资。三种投资模式的配合使用，将大大增强亚投行的市场适应能力，为区域发展融资做出更大贡献。同时，PPP模式也将被亚投行大力推广。通过推进PPP模式，整合市场资源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亚投行的杠杆效应，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主任。本文节选自第一财经研究院主编“G20与中国”系列图书之《亚投行的愿景与治理》，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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