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一直强调，如果任由中国金融短期化不断发展，银行只能越来越多地提供的短期贷款，那中国实体经济必将发生“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为了覆盖这一风险，企业不得不四处寻找更多短期贷款，以维护企业流动性需求，结果是：企业贷款需求大幅上升，杠杆率不断提高，财务成本不断增加，利润不断降低；企业风险加大，财务成本更高，利润更低——这不是明显的恶性循环？当然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业就有这样的说法：不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是企业风险不断加大，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其实，这恰恰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

　　2、现在，余永定先生又提出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就是由于投资过剩、产能过剩、PPI下降，企业实际债务上升，由于实际债务上升，企业就不得不减少借贷和投资，这又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如此恶性循环。余永定认为，如果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加以制止，中国经济不会自然稳定在一个虽然比较低但是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它有可能继续恶化，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债权，企业可能倒闭。搞得不好最后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3、的确，还是那句老话：我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但很在乎经济增长是否属于健康状态。什么是健康状态？当然是良性循环状态。为什么是良性循环状态？第一，企业和居民经济预期良好，敢投资、敢消费；第二，中国金融业具有大局观、共赢观，实实在在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掠夺实体经济；第三，中国金融市场更有利于资本的形成，而不是货币投机繁荣昌盛；第四，民间投资活跃，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强劲；第六，中国股权投融资市场活跃、繁盛，股权融资大大减轻中国企业杠杆率。

　　4、或许有人能够更多地指出经济健康的标志现象，但在我看，至少应当具备上述特征。而这一切都应当从降成本开始。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和抓手就是“降成本”，这是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否则，生硬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更容易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所以，尽管余永定等一些学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很重要”，但我依然坚持应当从降成本开始。

　　5、第一，以降成本为抓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首先是“降税”，这方面的工作只要中央财政痛下决心，把国债发行收入大比例用于减税，企业利润立即就可以上升，至少员工会提高收入增长预期，消费市场将保持活跃；

　　6、第二，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联手治理货币投机过度，其实只需改变一、两个简单的监管条款，就可以有效减少货币投机规模，把资金更多地挤向资本市场，大大增加金融市场资本规模，从而压低资本价格，压低企业财务成本，同样立即可以转化为企业利润；

　　7、第三，央行“降准”的同时回笼短期资金，刻意“锁短放长”以延长金融周期，同时有效压低货币市场利率，让企业不再为跑贷款、维护资金链而降低管理效率，这当然也会大大提高企业效率和利润；

　　8、如果上述问题解决了，企业财务成本和税负负担减轻，而且企业信贷的稳定性大大增强，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赢利和效率预期，股票市场必然会因此而上涨，在资本相对充实的情况下，将更加有利于企业通过股权融资而自动地压低杠杆率；杠杆率降低，财务成本进一步下降，利润将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更好，消费更加稳步提升，股市上涨动力更足，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杠杆更有条件——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9、这个良性循环不仅有利于降杠杆，更关键的是：它同时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对去产能、去库存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一点激活、点点活。整体逻辑应当是：通过“降成本”实现“去杠杆”，通过“降杠杆”更好地“降成本”；在“降成本、去杠杆”的过程中，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并实现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