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财政支出，2013年强调的是“盘活财政资金存量”，2016年则不仅扩大了财政赤字，还增加了地方债券的发行，并借助PPP、专项建设债券等准财政手段支持基建投资。

　　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储备了充足的投资项目，2013年则在2009年强刺激后政策储备空间不足。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本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自2010年以来连年台阶式下滑，但进入2016年后猛增。

　　政府主导色彩最为浓厚的房地产市场，在2013年面临的调控政策与现在方向完全相反。在2013年全年，限购限贷的思路贯彻始终，2月份，“新国五 条”出台，3月，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对出售自有住房转让所得严格按20%征收个税；11月底，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新一轮调 控政策，随后，二三线城市加入楼市调控大军。

　　2016年，绝大部分限购城市已经取消限购，商业贷款与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与贷款利率都明显降低，尽管一线城市因为房价暴涨加强了调控，但“去库存”的大环境下，整体政策思路还是增加购房需求。

　　为企业减税降负的力度也相差甚远。2013年，“营改增”试点共计减税1402亿元，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的“营改增”减税规模可能在 5000亿元以上。不仅如此，社保费率正在着手调降中，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预测，如果降费政策全部落实到位，估计每年总计可降低企业成本 1200亿元以上。

　　外需与金融环境迥异

　　2013年的全球经济环境显然要差于2016年。2013年，美国GDP同比增长1.5%，是本轮危机后经济复苏以来最弱的一年；欧元区经济二次探 底，GDP同比下降0.3%；日本经济较上年放缓0.3个百分点。过去的两年，欧美经济持续复苏，失业率下降、GDP增速上行，到2015年，欧元区增长 1.6%、美国增长2.4%；日本经济虽有波折但2015年有所反弹，较上年增长0.5个百分点。从各大机构预测结果看，这种上行态势预计还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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