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 季晓莉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近日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但罕见遭遇3票反对。同时，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且低于市场预期。在财政赤字持续扩大、通胀压力难以消退、债务负担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正陷入越来越复杂的“不可能三角”。

　　这一矛盾局面不仅影响美国自身经济走向，也正通过美元体系、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向外传导，冲击世界经济稳定。

　　美国近期经济基本面“不上不下”

　　近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选择“按兵不动”。投下反对票的3位官员均为地方联储主席，他们一致主张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

　　这是自2016年9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利率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这显著暴露了美联储内部对通胀路径和政策节奏的严重分歧。这3位官员在4月的会议上就曾反对在政策声明中加入“宽松倾向”的表述。从反对鸽派措辞升级到明确主张加息，表明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更担忧通胀粘性的声音正在明显增强。

　　但包括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内的多数派认为，自上次会议以来，包括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内的市场利率已经自行上升，金融市场的紧缩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美联储加息的工作，因此倾向于保持耐心、进一步观察。

　　凯文·沃什在记者会上将本次“按兵不动”的决定描述为“对经济形势的严格审查”，而非“暂停加息”。这种“口头鹰派、行动克制”的策略，以及3名反对票所揭示的内部分歧，让市场对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更加难以预测。

　　同时，美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且低于市场预期。根据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公布的初步数据，第二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年化增长率为1.5%，不仅低于第一季度的2.1%，也低于市场预期的2.0%~2.1%。

　　不过，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表面数字有所放缓，但内部结构呈现出“消费与投资强势、净出口与库存拖累”的复杂图景。

　　占美国经济约七成的个人消费支出大幅反弹至3.2%，是美国经济二季度增长的主要引擎。二季度，美国商品消费增长5.2%，服务消费增长2.2%，两者同步回暖，而耐用品消费增速高达6.8%。消费的强劲部分源于一季度低基数、退税资金集中到账及世界杯等短期因素，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已小幅转负，储蓄率也处于历史低位，意味着消费加速可能难以持续。

　　二季度，美国反映企业投资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虽较一季度略有放缓，但仍保持8.4%的高增速。其中，与人工智能（AI）算力相关的设备投资增长15.2%，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8.8%，是核心驱动力。与AI热潮形成对比的是，高利率环境仍在压制美国传统经济部门。非住宅建筑投资已连续第十个季度收缩，住宅投资虽在连续5个季度下滑后首次转正，但改善基础薄弱。

　　相对应的，二季度美国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而进口在AI投资需求拉动下保持高位，导致贸易逆差扩大；企业消耗库存以满足强劲需求，同时供应链紧张也可能导致提前消耗库存；政府消费与投资由增转降，主要受战略石油储备出售这一会计因素的扰动，并非政策主动大幅收缩。

　　总量增速在降温，但私人国内最终购买数值却以3.9%的速度强劲增长，创下2023年以来新高。这表明，美国二季度的经济放缓更多是受贸易、库存等波动项干扰，而非经济基本面的恶化。

　　对于美联储而言，消费回暖与AI投资强劲意味着短期内没有降息的理由；但消费的可持续性存疑，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已从一季度的4.4%回落至二季度的3.4%，通胀压力有所缓和，也尚未构成必须立即加息的充分证据。

　　不宜降息也不宜加息，美联储在增长、通胀与政策空间之间艰难权衡。

　　美国经济政策的“不可能三角”

　　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增长目标、价格稳定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长期博弈。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制约，形成一道越来越难破解的“不可能三角”。

　　有分析人士形容，美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主题是“踩油门”。无论是产业补贴、制造业回流还是减税，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而这些资金只能靠发债来筹措，由此形成了不断膨胀的债务螺旋。持续扩大的债务规模侵蚀财政缓冲空间，依靠“撒钱”推动的增长不断透支未来政策空间。

　　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在不同政府间一脉相承，但手段不断升级，这些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

　　对内，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大幅降至21%，到拜登时期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芯片法案》等提供数千亿美元的产业补贴，都在试图用财政手段吸引企业投资。这些政策确实带动了制造业就业和投资的增长，例如2010~202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但也催生了大量依赖补贴的“虚胖”项目。仅在《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实施一年内，就有近40%、价值84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出现延期或暂停。

　　对外，美国通过加征关税提高进口成本，缩小海外生产的价格优势，迫使企业回流或到美国投资。例如，苹果CEO库克就宣布1000亿美元在美投资计划，以换取关税豁免。美国利用关税协议迫使盟友增加对美投资，如日本、韩国承诺分别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3500亿美元。

　　尽管政策力度空前，但效果存在根本性矛盾。一方面，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而下降。同时，这种靠高成本和补贴堆砌起来的制造业，长期竞争力也受到质疑。

　　而且，这些“踩油门”政策的资金来源高度依赖发债，导致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债务的快速膨胀始于奥巴马时期的量化宽松，在特朗普减税和拜登大规模增加财政开支后加速飙升。目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接近40万亿美元，在高利率环境下，近年来利息支出快速上升，甚至超过国防支出，进一步挤压了财政空间。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融资成本不断攀升，财政筹钱难度增加。

　　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正在动摇。目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20年来的高位，意味着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才愿意持有美债。

　　刚刚卸任美联储主席的鲍威尔此前多次表示，美国财政运行路径“不可持续”，需要进行财政改革，仅依靠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无法奏效。

　　依靠“撒钱换增长”的同时，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积聚。叠加中东战事、滥施关税等因素，通胀已成为美国经济最明显“伤疤”。通胀让购买力缩水，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受冲击最大，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不断积聚。

　　据新华社报道，纽约市政府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一个四口之家维持“体面生活”年需约15.92万美元，但同类家庭收入中位数仅约12.40万美元，月均缺口达2933美元。纽约市约62%（504万人）的居民即使加上社会福利，仍“入不敷出”。今年以来的中东战事引发通胀，令低收入群体更为脆弱，如加州清洁工佩雷女士的月开支已从约2300美元涨至2600美元，不得不向亲友借钱维持生计。

　　面对这种局面，美联储降息会助长通胀，加息会抑制增长。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保增长，就要金融环境宽松，就可能推高通胀；控制通胀，就要收紧金融环境，维持高利率；利率高企则会推高融资成本，加重财政压力。这就是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

　　矛盾外溢冲击全球

　　国际市场担忧，美国国内矛盾会通过美元体系向全球传导，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首先，美国的货币政策决定美国融资成本，也影响全球资产价格。不少分析显示，凭借美元在国际结算、融资和储备中的主要货币地位，美国长期通过利率波动来“收割”世界。

　　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时，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国际投资者根据利率平价原理，将资本从利率较低的新兴市场撤出，回流美国，以获取更高的无风险回报，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本币对美元贬值、融资成本上升。

　　而当美联储转向宽松时，美元流动性迅速增加，降低了美国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但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会直接推高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给依赖进口的国家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并为日后美联储政策再次转向时的资本外流和债务违约埋下风险。

　　其次，在债务规模连创纪录背景下，美国财政问题已成为全球风险。当前，市场更关注的不仅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更是美国财政长期可持续性。8月初，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攀升至5.27%，创2007年以来新高。这意味着投资者对美国财政前景和政策协调能力的质疑。

　　同时，美债长短端走势正在剧烈分化。7月29日，美联储议息决议公布后，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反而上涨。“买短卖长”的交易结构揭示了市场的深层逻辑。短端下行，反映市场判断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加息；长端上行，则体现投资者对中长期前景的系统性担忧。他们要求的不是利率补偿，而是风险溢价。

　　2024年9月以来，美联储已累计降息175个基点，降息本应降低融资成本，但长端利率高企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市场重新定价的依据不仅是今后的利率走势，更是美国经济治理能力本身。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按3.75%的平均利率计算，一年利息就要1.5万亿美元——相当于每收5美元税，就有1美元直接用于还利息。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给出的信号是，美国的信用评级已经跌到仅比垃圾级高一档。美债被市场当成风险资产定价，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市场的定价逻辑也因此改变，地缘政治与财政供给对美债长端利率的定价权重持续抬升。

　　为压低长端收益率，美国财政部选择了另一条路——依赖短期国库券（T-Bill）满足融资需求，避免增加中长期国债发行，代价是将风险后推。目前，美国短期国库券占未偿债务比例将接近25%，创2004年以来最高。

　　30年期美债收益率5.27%的冲击远超美国境内。目前，七国集团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平均水平已升至17年来的高点。2026~202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将有超过1万亿美元债券到期，大多在低利率时期发行，面临再融资成本飙升。

　　最后，美国经济政策正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过去几十年来，跨国企业更多依据市场规模、成本效率和比较优势配置全球资源；如今，美国加征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及以“国家安全”为名滥施保护主义措施，让企业经营风险和应对成本大幅增加。

　　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缠绕，利率调整、关税变化、财政扩张以及供应链政策相互影响，政策目标之间也并非始终一致。这种混乱的局面给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增加全球市场波动、削弱国际经济合作基础。

　　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各国正在加快提升经济韧性，推动市场多元化、供应链多元化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以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不少分析人士表示，只有共同维护开放、稳定、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