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心为全球事务的现状感到忧虑。当下，难民纷纷涌入欧洲，显现出北非和中东当前政治经济上的紧张状态。但难民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全球各地还有很多其他冲突正在发酵中，导致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2015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气候灾害在太平洋地区扩散肆虐。

经济层面同样有担忧。美国加息、中国经济放缓，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也使得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更大。全球贸易大幅下降，大宗商品的疲弱也给资源型经济体带来不少难题。

除了由冲突和被迫迁徙导致的令人心碎的苦难外，还有不少人群由于经济错位和经济活跃度下降受苦：全球有超过2亿人失业，收入、财富不平等加剧，女性依旧在就业机会和薪酬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

情况可能变得更糟，但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好的一面。我们刚刚从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全球部分地区在这段时间内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过去20年中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给成千上万的居民早就了更好的生活。非洲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亚洲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上升，重要性与日俱增。

但另一方面，这些增长岌岌可危，也因此带来疑虑。我一直在不断自问：“当前的经济增长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是否有更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这一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当前无疑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而又复杂的关键时刻。

然而，我今天主要想要传达的信息是，通过正确的决策、强有力的领导和全球合作，这些困难都是可以管控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苏联刚刚解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等等。

当然，当前的世界已变，具体的挑战也已变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其他许多更加严重的问题。但在过去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毫不比现在少，而在关键时刻，政策制定者们总是能够引领全球经济恢复正常。这次也不例外。

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不确定性就像是一朵雏菊，它的花瓣永远都摘不完。”

而今天，在此次大会上，我试图通过自问三个问题，来摘掉其中部分的花瓣。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当前的情况如何?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能实现什么呢?

1.我们当前的情况如何

今年的全球经济展望数字即将出炉，可以预见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比去年放缓，2016年也仅会有小幅上升。

好消息是发达国家经济已经开始温和复苏。欧元区的温和复苏正在加强，日本经济也开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美国、英国的经济活动保持活跃。

坏消息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有可能连续第五年放缓。印度情况还比较乐观，中国由于要对此前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进行再平衡，增速放缓。俄罗斯、巴西等过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增速大幅放缓。此外，许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低收入国家，经济活动也很疲弱。

在全球层面，缺乏金融稳定性依旧拖累拖整体经济。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依旧羸弱，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全球发展是令人失望并且不均衡的。中期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也在变弱。我在一年前提出过“新平庸”——即经济长期低速发展——日益临近。

为什么呢?因为潜在增长受到生产率低、人口老龄化、金融危机遗留问题等拖累。高负债率、低投资率、弱势银行持续给发达经济体造成压力;许多新兴经济体也正在从后危机时代的信贷和投资繁荣中进行调整。

全球经济前景还受到许多主要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两个转型尤为值得关注，即中国向新增长模式转型和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这两个转型本身都是很必要也很健康的，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利。其中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可能有效、平缓地推进其进程。

中国的转型才进行到一半。中国正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些改革将带来更缓慢、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经济“新常态”。新的增长模式将更加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更加依赖服务而不是工业生产。

转型还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换言之，中国领导人当前需要在推进艰难的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间达成微妙的平衡。

这些重要转型可能会通过贸易、汇率、资本市场、资金流动等形式造成外溢效应。近几个月，外溢效应已经初现，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让大宗商品市场承压，使得不少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贬值。大宗商品市场的低迷已经持续很久，政策制定者们要设法管控好这一变化。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转型为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此前低利率曾鼓励了股票、国债、公司债领域的一系列套利行为。因此美联储当前也面临着如何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同时，将市场的波动降到最低水平的问题。

虽然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国家对于利率上升的抵抗力高于过去，但我还是担心其应对冲击的能力。新兴经济体此前以大胆的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由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过去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80%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提升，许多国家的负债水平上升，其中不少债务还是以美元计价的。

因此，美国利率上升以及美元更加强势，可能会带来公司违约，以及公司、银行、主权国家间的恶性循环。在此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先发制人的政策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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