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宇，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2008年危机后，《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杠杆率”这一监管指标，作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的补充，其定义为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敞口之比，其中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商业银行风险敞口的计算将所有表内和表外资产都纳入考量，不区分资产的风险水平，贷款、债券、准备金等资产都包含在内。美国2013年将其本地化并称之为“补充杠杆率”（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 SLR），以区别既有框架下已有杠杆率概念，对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适用增强型补充杠杆率（Enhanced SLR, eSLR）。在之后十余年，美国SLR监管逻辑不断在“安全优先”与“效率优先”之间摇摆。为更好地理解美国SLR的制度定位，并厘清其背后安全与效率的权衡逻辑，朱靖宇的《资本缓冲与财政目标的张力：美国补充杠杆率监管“松绑”的逻辑、影响及中国应对》考察了美国SLR历史演变与现状，剖析了近期SLR监管“松绑”的深层逻辑，分析其潜在影响，并提出中国银行业的应对之策。

　　一、美国SLR的演变：从危机防控到财政适配

　　2013年，美国修订银行资本管理条例时引入SLR，其算法与《巴塞尔协议III》提出的杠杆率一致，要求银行将美国国债等“无风险资产”与高风险资产同等对待，资本充足率需维持在3%～5%。现阶段，美国8家G-SIBs的eSLR均保持在5%以上，高于欧洲、加拿大和日本大型银行标准。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趋紧，银行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美联储于2020年4月1日实施为期一年的SLR豁免条款，即存款机构在计算SLR时，分母风险敞口可以不包括国债和存款准备金,首次承认低风险资产特殊性，转向“危机实用主义”。临时豁免期间，银行准备金规模大幅攀升，持有国债规模较豁免政策实施前增加了46.9%。

　　2025年特朗普政府时期，监管逻辑进一步转向“弹性适配”。美国监管机构提出两种SLR规则改革方案，方案一计划永久性下调SLR标准，方案二是豁免交易性国债仓位的资本要求，旨在降低银行持有美国国债成本，改善市场流动性，但持有到期国债仍包含在SLR分母的风险敞口中。

　　二、财政诉求主导下的监管松绑动因

　　①直接原因：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饥渴”。新冠疫情之后，美国国债市场流动性条件整体恶化。除供给增多、需求下降等原因外，一级交易商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导致大型银行SLR指标下降甚至接近监管红线，限制其进一步做市的能力。如SLR“松绑”，大型银行可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将增加，能够从事更多中介活动缩小价差，增强市场流动性，推动压低国债收益率，减少了在市场流动性恶化时美联储开展干预的压力。

　　②深远谋划：或是“宾夕法尼亚计划”组成部分。面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比例下降的趋势，美国正战略性地推动国债持有主体从外国投资者向国内投资者转移，即“宾夕法尼亚计划”。SLR松绑，连同美元稳定币法案等，旨在动员国内资本（尤其是大型银行）承接“大而美法案”下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以维系债务循环。

　　③政策导向：特朗普“去监管化”改革实质举措。SLR松绑是特朗普政府“去监管化”思路在金融领域的实质性落地，旨在提升美国大型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三、短期缓释与长期隐忧：对美国与全球的双重影响

　　对美国国债市场而言，如本次改革采用方案一，将有助于提升大型银行流动性支持能力，但预计新增国债需求不足4 000 亿美元，对缓解美国国债供给压力杯水车薪。若方案二落地，剔除美国国债将额外释放SLR空间3.9～5.5个百分点，显著高于方案一的1.5个百分点（SIFMA，2025），或将对提振美国国债需求带来一定支撑。

　　对美国大型银行而言，此次SLR “松绑”将迈出放松大型银行监管实质性一步，未来或将在资本要求、自营交易、压力测试等多维度进行监管改革。监管松绑有助于大型银行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业务扩张约束减少；同时，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其开展兼并收购，进一步拓展业务版图，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影响力。

　　对全球金融体系而言，SLR“松绑”未解决美国国债供需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作为全球“定价锚”的美国国债利率长期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将带来机构投资者收益变化、全球借贷成本变化、国际资本流动变动以及一系列衍生风险；降低资本缓冲会削弱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可能助长美国银行业过度冒险行为，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而且如果美国采取方案二，将国债排除在SLR 计算之外，将使美国与《巴塞尔协议III》标准脱节，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增加国际监管协调难度。

　　四、顺应外溢效应的中国银行业应对

　　一是密切关注市场加强风险管理。中国银行业需密切跟踪美国国债利率走势，优化投资策略；对美债持仓较高的银行，应开展专项压力测试，评估极端情景下的估值损失；灵活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利率和汇率风险。

　　二是优化跨境业务布局。关注美国银行在亚太等海外市场的策略调整，寻求合作机会；加强在美分支机构的合规能力建设，应对可能变化的监管环境；积极参与“债券通”等机制，利用自贸区政策，提升全球资金管理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协调。密切关注国际监管动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增强国内监管的灵活性与适应性，确保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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