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动能是农村的土地改革与所对应的户籍改革、新型城镇化。朱海斌认为，这是在未来10到1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跟上一轮城市土地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收入支持住房、基建工业化不同的是，这一轮更多的是社会保障体系。

朱海斌认为，第二项动能是创新。朱海斌称，近年来的经济下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2008年以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相对应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现在开始讨论调结构，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和消费，从经济上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在中长期，关键一点就是推动中高端的制造业、服务业发展。

第三项动能则是对内开放。朱海斌说，从全球环境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再加上中美之间微妙的战略关系，对外开放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有多大程度的提升，并不取决于中国的努力，而是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中国能掌控的是对内的开放，打破国内的贸易壁垒。

对于协调改革动能的时候如何发挥地方作用，朱海斌表示，一是在去产能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强调“并”和“转”，而非“关”和“停”。因为如果关掉当地的煤炭企业、钢铁厂，政府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财政、就业的难题。二是在新增长动能方面，无疑电动车、新能源汽车，未来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很多地方都是要保护当地的汽车企业，对外地的新能源汽车设置很多障碍。如果在未来，中国能打破过多的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增长就会形成非常强的增长点。最近，“互联网+”或电商，能够发展这么块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可以打破物理上空间的障碍。

他说，相对于国外，中国的改革在思想统一上没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报告，写得都非常清楚，中国的问题在于执行。如果能够真正落地，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完全可以在未来几年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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