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列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诸项任务之首。

　　近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中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题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署名文章。对于下一步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举措，陶玲提出将从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创新精准有力的信贷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推进结构合理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健全有力有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协调合作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行与中央银行履职相适应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等八方面重点进行。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着力点，其重点包括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着力做好五篇大文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金融环境等。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内涵广泛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看来，“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广泛，包括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等。

　　现代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是中央银行实施宏观管理的两个主要手段，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经济和物价等总量目标，宏观审慎政策侧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双支柱”调控框架，并不是一个“支柱”分别对应一个目标，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其中，围绕货币政策，温彬认为，下一步要健全基础货币投放和调控机制，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以及有效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也是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王青表示，近年来金融稳定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金融机构稳健性增强，下一步要更好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范之间的动态平衡。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和工具体系，推动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稳定。

　　此外，温彬还提到，要持续优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五篇大文章”，推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后，央行又在《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及了这一目标，并在随后多个场合介绍了相关做法。

　　王青告诉记者，此前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往往会阻碍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包括高息揽存、资金空转等。另外，一些金融机构仍然有着很强的“规模情结”，试图通过非理性竞争的方式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会导致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影响。

　　这些情况正在出现积极的转变。“近期，随着持续规范手工补息和资金空转，部分企业过去‘存贷双增、低贷高存、虚增套利’的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数据主动挤水分，表面上看增量没有那么大，但在排除了虚增部分后，金融数据更实、效率更高了。”有业内人士认为，当前“资金沉淀空转”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遏制。

　　更多受访专家颇为关注央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方向和做法。多位专家谈到，本次《决定》强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演进的趋势相一致。随着数量型指标逐渐淡化，政策利率的传导通畅是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点。

　　7月22日央行宣布将7天逆回购招标方式调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正式确立了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下的主要政策利率。温彬对《金融时报》记者分析，“前期临时正、逆回购利率在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基础上加减点确定，加上22日公开市场操作招标方式的优化，已显示央行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明确为主要政策利率。同日报出的LPR迅速作出反应，跟随7天期逆回购利率同幅调整，也表明LPR报价转向更多参考央行短期政策利率，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关系在逐步理顺。”他补充。

　　在业内专家看来，下一步要进一步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的传导机制。“可通过适度收窄利率走廊、实施临时正逆回购、增加国债买卖，将DR007更加贴近7天逆回购利率，避免波动过大或趋势偏离的情况，逐步改变市场参与者以流动性投放判断货币政策立场的观念，增强政策利率的信号意义。”温彬认为。

　　强化预期引导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

　　预期引导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在2024年陆家嘴论坛上强调，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央行能够把政策考虑和未来展望，及时与市场和公众进行比较透明、清晰的沟通。

　　潘功胜提出，要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沟通机制。市场人士普遍反映，央行近段时期的预期引导工作正是围绕这一思路开展的，政策透明度和可理解性明显提升。

　　“在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后，政策利率想要发挥作用，央行与市场的沟通更加重要。”温彬提出，需建立央行与市场沟通的常态化机制，定期发布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利率水平的看法、调整货币政策的依据等内容。由此，市场可以更好地了解央行的意图，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更加有迹可循，从而形成指导自身行为的依据，真正发挥出央行预期引导的作用。

　　近期央行已在“借入卖出”国债、临时正逆回购工具、允许减免MLF抵押品等方面完善了货币政策工具箱，温彬建议“下一步完善的重点仍在增加国债买卖方面”。在其看来，要提升国债市场在利率传导中的作用。“国债作为被广泛接受的安全资产，期限分布涵盖1个月至50年期，是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与中长期风险资产利率通过各个主体的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枢纽’，需通过提升供给稳定性、优化投资者结构、增加短期占比等方式，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提升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指导意义。”温彬谈到。

　　在具体操作层面，温彬建议，一方面可建立常规性国债买卖机制，覆盖较广期限品种，具有较稳定的操作频率，成为主要的货币投放、回收手段之一；另一方面可适当增加短期国债的买卖，以更精准调节货币市场流动性，使得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更加贴近政策利率，以提升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

　　从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角度出发，王青提出当前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其中，他提到恢复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是一个重要选项。

　　“考虑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下一步央行可在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利率走廊机制，更好托底市场心理预期。”他补充，着眼于做好五篇大文章，央行可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安排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设立、调整和退出，并强化相关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