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耿倩胡金华上海报道

　　金融是“国之大者”。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的概念和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指出了我国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

　　“从数量驱动到质量引领，是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路程。同时，既要看金融内，又要看金融外，要从过去的金融内卷转变到脱虚向实，牢记服务实体经济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是金融的目标。”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与此同时，《2024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下称《报告》)在该论坛上重磅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介绍，《报告》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重点强调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意义，总结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成绩，并对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行分析。

　　从“数量驱动”到“质量引领”

　　去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上升到更高战略高度。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关于建设金融强国的定义，丁志杰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国内维度，金融强国建设指的是增强金融能力、强化金融配置资源功能、加强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职能。在国外维度来看，我国的金融强国建设还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较强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

　　在与会专家看来，金融强国建设既要发展数量，更要强抓质量。丁志杰认为，金融强国建设不仅有发展“量”的标准，还应该有建设“质”的标准。屠光绍在论坛中强调：“中国的金融强国要摆脱过去的路径——数量驱动。一定要既看体量，又看体质和功能。要从数量驱动到质量引领，这就是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路程。”

　　事实上，在2023年，我国在金融强国“质”和“量”两个层面的建设均取得显著进展。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强国六大金融要素为标准，《报告》指出，目前外国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在10万亿元左右，同时人民币在全球的跨境结算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比上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去年我国进行了逆周期调节，包括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和政策利率，现代中央银行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债券通”中的人民币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已经纳入香港金管局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合格抵押品名单，跨境外国人来华支付便利化得到提高，金融机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金融改革开放程度得到加强。

　　另外，《报告》还强调，从目前来看我国包括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在内的四个城市，稳居全球前20大金融中心之列，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逐渐提升；同时，我国构建了包括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稳定、处置问题机构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金融队伍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增强，同时越来越清正廉洁，金融人才队伍的素质显著增强。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那么，展望未来，我国要如何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丁志杰指出，要持续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创新发展，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不仅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还要兼顾内外均衡，理顺利率和汇率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要在有特色的基础上，依然具有国际影响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论坛上发表观点称，但目前，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也还没有完全国际化。再加上如何使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维持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的金融强国建设在提升国际影响力上面临诸多挑战。

　　对此，黄益平提出了短期内提升金融国际影响力的可能路径。他建议，政府考虑设立一个“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通过商业化、政策性的工具，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尤其是新能源的转型。根据联合国测算，发展中国家未来在新能源、绿色能源转型方面，每年的资金缺口大概是1.75万亿元。“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潜力，因为他们面临绿色转型，要实现低碳增长的目标，但他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还找不到好的产品。提出的这个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绿色经济时代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做绿色转型。”

　　长期来看，提升金融国际影响力要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这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制度型开放在未来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丁志杰补充道，一是金融市场开放要深化，提高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便利度；二是基础设施要实现境内外的互联互通；三是要积极参加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治理的改革，深化与各国的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参加涉及境内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制定；四是要稳步推进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重视宏观层面的安全稳定，逐步减少微观领域的行政审批，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道路，不断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外汇便利化改革。

　　在此基础上，丁志杰认为，我国要构筑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在外汇领域，我国要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强化逆周期调节、市场化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行为，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和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强化外汇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他进一步指出：“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外汇管理也纳入广域的监管，提出了外汇监管的说法，要高压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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