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功胜最新发声，透露什么信号？

　　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深化亚洲金融合作”分论坛并致辞。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宋春雨/摄

　　来看潘功胜发言要点：

　　1.亚洲国家应合作开展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改革，尽快实现份额占比调整。

　　2.中国人民银行愿与亚洲各经济体继续深化货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3.各方要积极建设亚洲金融安全网。

　　4.各方正在讨论引入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具体方式，这将进一步增强清迈倡议的地区特色，更好符合本地区实际，充分挖掘、使用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潜力，提升了出资的灵活性和可获得性。

　　5.中国国内金融安全网的建设，为亚洲经济体提高经济韧性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谈IMF份额占比改革

　　潘功胜认为，IMF当前的份额占比，难以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亚洲国家应该合作开展份额占比改革，尽快实现份额占比调整。

　　潘功胜指出，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机构，份额的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和获取融资的规模。份额占比的调整对于IMF治理的代表性和合法性都至关重要。开展占比份额的调整，是改善IMF治理结构，增强IMF履职能力的必然要求。亚洲国家应合作推动IMF份额改革，尽快实现份额占比调整。

　　潘功胜表示，为更好反映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特别是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亚洲国家可推动各方尽快就新的份额公式达成共识，为实现份额占比的调整奠定基础，确保基金组织是真正基于规则的，并真正践行多边主义。

　　人民银行愿与亚洲各经济体继续深化货币合作

　　潘功胜表示，在双边层面，中国人民银行愿与亚洲各经济体继续深化货币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作出贡献。

　　潘功胜指出，双边货币互换是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边货币互换既可以促进双边的贸易、投资，又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力补充。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一些国家发生银行业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央行之间通过双边互换，提供了紧急流动性支持，有效缓解了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潘功胜表示，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合作不断加深，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深入，亚洲的本地结算需求上升，双边货币互换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已与29个国家、地区的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合作协议，互换总规模约4万亿元人民币，有效促进了跨境贸易和投资。

　　讨论引入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具体方式

　　潘功胜指出，清迈倡议充分体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变化和本地区的特色。清迈倡议在美元贷款基础上引入本地出资贷款，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和选择。

　　各方正在讨论引入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具体方式，这将进一步增强清迈倡议的地区特色，更好符合本地区实际，充分挖掘、使用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潜力，提升了出资的灵活性和可获得性。

　　2021年3月31日，由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香港金管局总裁共同签署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协议特别修订稿正式生效。

　　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前身是2000年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签署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该倡议制定了检测资本流动、监测区域经济、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和人员培训等四个方面的合作，其中以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构成为最重要部分。

　　央行再次迎来女性副行长。

　　3月27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陶玲（女）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在出任央行副行长之前，陶玲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在此之前，陶玲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

　　随着陶玲履新，央行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呈现“一正五副”，行长潘功胜，副行长为朱鹤新、张青松、宣昌能、陆磊和陶玲，其中陶玲成为唯一的女性副行长。

　　央行再迎女性副行长

　　公开资料显示，陶玲1971年11月生，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根据公开资料，陶玲在2016年已就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2019年，陶玲出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局长。

　　在2023年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将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意味着陶玲也划入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此次履新央行副行长，意味着自2015年2月，时任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央行再次迎来女性副行长。

　　多次强调维护金融稳定

　　作为“老央行人”，陶玲曾对维护金融稳定工作多次发声，在就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期间，她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过多篇署名文章。

　　2016年，陶玲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当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上升并逐步显现，如何有效地识别、防范和化解风险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从不同时期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复杂，传染性极强，破坏性极大，一旦发生，将导致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难以发挥功能，严重时引发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为此，需要全面厘清其成因及传导和扩散机制，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化解措施。

　　2017年，陶玲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维护金融稳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理论和实践看，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维护币值稳定”本身就具有金融稳定的含义，而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决定了中央银行始终把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作为重要职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转轨经济加新兴市场”的特征，维护金融稳定更需要从自身经济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特点入手，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2021年，时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局长的陶玲在2021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表示，高质量资管行业的第一个标准是做好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提供者。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向消费和创新转变，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载体，总体具有轻资产特点，对间接融资的依赖减少，而迫切需要获得与自身共同成长、共担风险、期限较长的直接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