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传统教育中，我们从小就将科学技术视为崇高的，公众也没有机会反思科学。以前中国对科学完全是正面歌颂，科幻作品总是乐观想象未来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类社会如何美好。这一点西方社会是不同的，从19世纪末开始，科幻电影中就出现了对科学的反思；思想界在二十世纪中期就有人呼吁要警惕“理性滥用”。而且也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可以充分表达对人性的拷问，对科学的反思、警惕。特别是现在科技和资本结合了，很多科学家也自觉地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他们会获得很多好处。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科学家群体保持警惕。

　　江晓原：对。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现在一些科学家已经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他们会维护这个共同体，并让利益最大化。因此，必须对科学家群体保持一种警惕。在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家的警惕意识就强很多，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课程在大学也很普及，对这个群体的警惕和反思在很多科幻作品中都会出现。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教育中，科学家的形象依然还是一意一心无私奉献的。

　　日报：你还谈过，科幻电影一个独有的魅力是可以对人性严刑逼供。这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想到用严刑逼供这个词，会不会让人觉得这样的表达有些耸人听闻？

　　江晓原：或许严刑逼供这个词用来形容看科幻电影的理由确实有点夸张，不过我是强调，科幻电影可以借助日常生活中没有的特殊语境，展现极限状态下的真实人性。也就是，人被科幻场景倒逼后的真实人性。比如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中，戴卡在追捕人造人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人性，人造人却逐渐显露出更加人性的一面。影片的最后，人造人临死前救了戴卡，这引得戴卡开始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和他们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可以说，影片中人造人的死亡就是给人类上的一部刑具，借此拷问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人是性本善，也有人说是性本恶。这方面的思考，刘慈欣的作品最为突出。他坚定地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可是你看他的作品，还是有种悲观情绪。《三体》最后简直悲观到了极点。因为他对人性是持悲观态度的，并知道人性是恶的。所以在《三体》中人类文明最终也毁灭了。

　　日报：西方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对人类未来都是悲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观情绪呢？现在很多国家不都在探索宇宙空间吗？

　　江晓原：从近期来看，科学技术也许仍然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但科幻电影往往都是着眼长远的，而且现状也确实让人对未来没有乐观的理由。地球上的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现代化生活的本质却是高能耗，并以高污染为代价。

　　在西方科幻电影中，除了《外星人》中的E.T很萌，对人类也友好，主流观点都认为外星人是邪恶的，并普遍认为应该对外星文明保持警惕。在我看来，移民外星在可见的将来，从技术上说就完全不现实。这还没有考虑公平的问题，何况未来世界里即便移民外星，穷人们呆的地方和富人们呆的地方也完全不同。而且现在不少拍移民外星的科幻电影中，也展示过移民过程中出了意外或是灾难后，究竟谁该先走的残酷现实。比如《2012》中人类制造了几个方舟以便躲过灾难，保存人类精英。但问题是，谁能进那个方舟呢？要不要向其他逃难者开放方舟？这就是对人性的拷问。这些情节都是直指科幻电影的核心，遗憾的是，很多国内观众不知这就是科幻电影的价值所在。

　　江晓原：从来不看是因为几乎没有，想看也看不到啊。香港有些科幻电影其实还是过得去的，我认为比较很特别的一部是《急冻奇侠》。这部片子并不算好看，是一个穿越故事，但里面提出了一个好莱坞影片中没有注意的问题：从一个时空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后，原有时空中的义务还要不要继承？这里就有我所说的思想性了，因为很多问题如果不是在科幻电影中提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会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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