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唐波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国际化背景下中国衍生品市场法律问题研究》《期货法论》《中国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研究——新加坡期货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借鉴》《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律规制——以场外交易为研究重点》《金融法学》《商法概论——案例与图表》等著作、教材多部。

　　作为资本市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期货法在历经多年酝酿后终于出台，这对于整个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意义重大，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立法后，它补齐了中国资本市场法治版图的最后一块。

　　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将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标志着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监管进入了新的法治化轨道，是期货市场三十多年发展和监管的系统集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我国期货市场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更多地要求国家依靠市场调节经济，特别是解决价格失真和价格体系不合理等问题。探索至今，我国期货市场主要经历了试点发展、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等几个阶段，我国期货市场的法律体系也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确立，包括法规规章在内的各项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出台前，我国期货市场主要依靠《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等加以调整；期货和衍生品法的出台，我国期货市场有了根本法，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将更好发挥法治引领、促进和保障期货市场守正创新、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一方面，我国期货和衍生品法从立项到出台历时比较长，过程也比较曲折。我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从小到大、从乱到治、从弱到强，法律法规体系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确立不断完善，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将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上升为法律，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都体现在立法之中。

　　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开放方面，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在此背景下，期货和衍生品法对标国际最佳实践，填补了涉外期货交易法律制度的空白，发挥期货市场的天然国际化属性，构建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使得相关规范能够充分促进市场开放，更好地形成中国价格，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方案的声音。

　　还有就是在立法中，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发展趋势，前瞻性地做一些重大制度改革，为市场的创新发展预留充足的制度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现有这部法律的一些条款还是相对原则性的，其实也是考虑到未来市场的发展。比如期货衍生品法明确跨境交易的路径和监管安排，为双向开放提供法律保障，明确了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规定境外期货交易场所、境外期货经营机构等向境内提供服务，以及境内外交易者跨境交易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构建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的制度体系；适应对外开放格局，对期货监管机构与境外监管机构建立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行跨境监管的框架和原则做了安排。还比如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与各国各地区的数据跨境交流合作方面，还要深化研究细化规定，使得在重视数据安全的同时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将挖掘金融数据价值与数据保护共同纳入规制目标，在守住数据安全底线与红线的前提下，留出足够的自主权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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