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论坛召开，多位金融监管领导重磅发声！

　　6月8日上午，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金融人士在上海中心围绕“全球金融开放与合作：引导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主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并作主题演讲。易纲称，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

　　易纲表示，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亦在陆家嘴论坛现场以“全球金融周期：趋势和影响”为主题发表演讲。

　　潘功胜表示，中国金融周期相对稳健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跨周期和内外平衡导向，不跟随美联储“大放大收”，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稳健的金融周期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充足稳定的融资。

　　“多年来，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外汇市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更加丰富。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好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潘功胜称。

　　易纲：实现“3060”目标

　　需要“胡萝卜加大棒”

　　易纲：非常高兴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这次论坛聚焦全球金融开放与合作：引导经济复苏的新动力，借此机会把我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和国际合作，绿色发展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新动力相关考虑与大家分享。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以赴促进“3060”目标平稳实现。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中央就“3060”目标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中国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必须发生深刻转变。其中，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现“3060”的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的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实现“30”目标内容有很多，内涵非常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这其中有两个难点。

　　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负的外部性。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应，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因此，具有重大的负的外部性。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需要缴纳碳税或者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

　　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我国和各国经验都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题，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做出“3060”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谁排了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面都能够测算并且验证排碳和减碳的行为。只有发挥了社会的监督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的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其他一系列政策才有基础。近年来我们逐步丰富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发展。

　　对金融机构向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60%提供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1.75%，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要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是自担风险的，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

　　同时，接受人民银行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以及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且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截至2023年4月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余额近4000亿元，支持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大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三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工作，在2021年搭建了气候压力测试的基本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化工、石化、造纸等8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

　　此外，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转型政策，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开展相关工作，金融机构管理气候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处理好减排和发展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更加合理。

　　上述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

　　气候问题具有全球性，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同应对。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我们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引领金融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

　　牵头推动G20可持续金融的工作。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于2021年牵头制定了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成为国际层面引导市场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指引。2022年，人民银行牵头推动了G20转型金融的政策框架，并在去年11月G20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峰会上得到了通过，为各方建立转型金融体系提供了指引。

　　与欧盟委员会有关部门共同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世界各地对绿色金融含义并不统一，需要加强协商，进一步实现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定价，在全球市场上的互认和交易。近3年来，人民银行与欧方持续推动中欧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在2021年共同发布了共同目录，并且在2022年6月更新了可持续金融的共同分类目录，在最新一版的共同分类目录中，中欧趋同率达到80%，多家国内外金融机构都基于这个目录发行了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得到了市场高度认可。

　　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边机制下，深化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2019年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城一道，联合多家中外金融机构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近年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上海市委市政府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金融风险的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优质营商环境中心、金融人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增强。

　　上海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在地，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起步比较早，近年来，上海立足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目标，率先推出了多个绿色金融产品，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未来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先导作用，人民银行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助力上海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谢谢大家。

　　潘功胜：中国稳健金融周期

　　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提供适宜环境

　　潘功胜：今天我给大家报告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周期：趋势和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尤其是美欧发达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信贷增长、银行杠杆率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等各项金融指标均呈现出明显的共振。在中长期的时间轴上，金融活动呈现出周期波动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周期经历了三轮较大的下行期，分别是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2022年全球股债汇市场“三杀”。综合股票、债券、汇率等多种金融指标，构造出反映金融整体状况的金融条件指数，在这三轮下行期都出现了快速大幅收紧。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成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

　　2022年以来，全球股债汇“三杀”，全球股票去年全年下跌约20%，债券也有两位数的跌幅，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减少，银行信贷标准普遍收紧，呈现出全球金融周期下行期的典型特征。2022年，美国金融条件指数由历史极端低位上升，收紧程度和速度仅次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背后原因是美联储“大放大收”的货币政策。

　　一些新兴经济体基本面比较脆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每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条件收紧时，新兴经济体往往就会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本币贬值、外债偿还压力，甚至爆发金融危机。2022年以来，随着美国金融条件快速收紧，全球金融周期进入下行期，新兴经济体再度面临本币贬值等压力。

　　相比较于历史上几次，这一轮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速度相对较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应对资本流出的缓冲垫更厚。二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央行抢在美联储之前启动加息周期，争取了主动。三是商品出口型新兴经济体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提振。

　　虽然本轮金融周期下行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弱于历史上的几次，但一些经济实力偏弱、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新兴经济体，仍然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近年来，中国金融周期则相对稳健。2020年以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在2.4%-3.4%之间窄幅波动，最高与最低点的极差不到100个基点，显著低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波幅近400个基点。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则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中国金融周期相对稳健背后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跨周期和内外平衡导向，不跟随美联储“大放大收”，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稳健的金融周期为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充足稳定的融资。信贷脉冲是刻画金融周期变化的重要指标，反映了金融周期的边际变化方向。2023年以来，中国的信贷脉冲转正上行，显示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正在增强。

　　2023年初以来，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总体是上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4月份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4.4%上调至5.2%。两天前，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4.3%上调至5.6%。

　　人民币资产具有竞争力的真实利率，为我国贸易投资伙伴持有的人民币资产提供了良好的保值能力。以2年期国债收益率减去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衡量，中国的真实利率处于1.7%左右，与大幅加息后的美国国债真实利率相当，显著高于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等产品利率水平。

　　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人民币债券具有良好的投资组合分散化价值。2022年以来，发达国家政府债与股票都出现了明显下跌，传统上债券对冲股票的分散化价值显著降低；中国债券与全球股票收益的相关系数则保持在负值区间，具有较好的投资组合分散化价值。

　　2023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跨境资金流动由年初较高顺差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4月中旬以来，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美元指数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中小银行风险问题、美联储加息预期有所升温的推动下，美元指数在4月中旬以后开始走强。同时，叠加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固，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人民币汇率预期和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保持相对稳定。

　　向前看，中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仍然具备良好基础。一是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上行的态势，美国经济则有可能面临温和衰退，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具有支撑作用。二是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美元走强较难持续，外溢影响有望减弱。总体看，我国外汇市场将有条件保持较为平稳的运行状态。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市场运行呈现较强的韧性，市场主体更加成熟，交易行为更加理性，汇率避险工具人民币跨境使用水平的大幅提升，也大幅压缩了汇率风险敞口。而且外汇市场监管者在面对市场的变化时，也更加从容、更加淡定、更加成熟、经验也更加丰富。多年来，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外汇市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更加丰富。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好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