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大宗市场的起伏是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起点的，欧美各国因抗疫在短期内注入大量流动性，疫情导致的货物和信息交换效率降低破坏了供给，造成2020年大宗商品价格的“V”形反转。2021年，欧美经济继续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大宗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大。尽管市场调低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接连发力还是对经济造成了明显干扰。2020年以来，过量的流动性和供给冲击造成了资产泡沫，但是2022年下半年开始，这种情况在悄悄发生改变。供给扰动影响开始钝化，弱需求逐渐变成影响资产价格的主要矛盾。

　　[1] [疫情和地缘风险双重困扰欧美经济复苏压力加大]

　　疫情困扰世界已经将近三年，造成的供应链冲击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特别是欧美失业率、通胀高企。在经济下行和货币收缩的双重打击下，实际需求不断下降。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乌克兰爆发激烈冲突，而且战争超预期地持续到现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不断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拱火冲突、激化局势。美国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不愿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是因为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借俄乌冲突拖垮俄罗斯。

　　当前美国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主要矛盾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归纳为：精英阶层与普通老百姓的上下矛盾、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立的左右矛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虚实矛盾等。拉长时间周期进行分析，特朗普的上台可能是美国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特朗普作为反建制、反传统、反全球化的代表，是一个秩序破坏者，其登上历史舞台是美国内部撕裂、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拜登上台以后，美国的情况并未发生任何好转，其支持率一路下滑，经济问题激化了其他社会矛盾。美国想要走出当前的困境，首要目标就是摆脱当前滞涨的困扰，进入强加息周期不可避免。

　　在美国加息缩表的同时，债券市场和权益市场迅速做出反应，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在2022年7月连续两次出现倒挂，这是经济走弱甚至衰退的重要信号。基于此，美国需要大量外部资金承接国内的资本市场，补充流动性防止崩盘，而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制造混乱，驱赶避险资金，这也是美国挑起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

　　美、英两国素来善于利用“离岸制衡”战略，倚仗自己远离“大陆”的优势无所不用其极地挑起事端。以俄乌冲突为例，美国虽然不敢直接介入战争，但算盘打得叮当响，驱赶避险资金的同时想借此通过北约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借制裁的借口进一步削弱欧洲。而俄罗斯的反制裁更是让西方各国始料不及，尤其是天然气的卢布结算和对欧洲的间歇性断气，让欧美饱受能源短缺、高通胀带来的痛苦。美国自身是能源出口大国，最后受伤的只有欧洲和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一众小弟”，乌克兰沦为欧美的“消耗品”。货币币值代表经济体背后的实力，而欧元兑美元甚至在7月中旬跌破1：1，加上缺少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欧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2022年9月21日，普京发布视频讲话宣布即日起进行部分动员，俄乌冲突存在升级风险。

　　[2] [通胀数据居高不下全球进入“超级加息”周期]

　　有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果断大量释放流动性。据俄罗斯卫星社莫斯科2022年7月7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美国印钞量共为59000亿美元，占货币量的38%，两年内的印钞量几乎与过去40年等同。”紧急宽松让美国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但此举也势必会造成通胀问题。自2021年10月以来，美国CPI突破6%且持续上升，并于2022年6月创下40年历史新高达到9.1%，7月通胀数据回落到8.5%，主要是由于油气价格下跌，而8月通胀数据仍高达8.3%，要说通胀数据就此见顶还为时尚早。

　　9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通胀数据，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8.3%，CPI数据不降反升高于预期，美联储9月22日大幅加息预期升温。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反应明显，美元指数快速上升，美元资产包括股市和大宗产品出现明显跳水。因俄乌危机影响，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8月通胀数据为9.1%，创历史新高。纵览各国经济数据，全球除中国外的主要经济体进入高通胀时代。当前通胀的主要诱因，是疫情和俄乌战争共同影响造成了供应链的中断，进而导致了能源危机。

　　9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财长已就对俄罗斯石油价格实施限制达成协议；同日俄气宣布因设备故障无限期关闭“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9月5日，OPEC+宣布10月减产10万桶。9月7日，美国副财长宣布美国将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指导价定为44美元/桶。路透社9月16日报道，德国政府宣布正在接管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德子公司，并把其三家炼油厂的控制权移交给能源监管机构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当前主要的风险是国际政治博弈加剧，能源危机远未解除，而能源危机是高通胀的根源。

　　经济停滞、通胀高企，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因石油危机引发的大滞涨何其相似。1970年到1983年，美国GDP平均增速只有2.9%，但平均通胀率达到了10.46%，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0.8%。当年美国学术界兴起主张财政减税的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已经代替了主张需求刺激的凯恩斯主义，通过里根上台后推动的结构性改革和信息产业的兴起解决了“滞”的问题，但真正关键的是保罗·沃尔克，一口气加息至创纪录的21%，通过坚定大幅加息缩表控制住了“涨”。

　　显然，鲍威尔一定程度上在复制沃尔克的做法，本轮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在幅度和节奏上都明显快于之前几轮加息，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加息75个基点，创下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单次加息，且2022年6月1日即正式启动缩表，基准利率已由3月的0—0.25%升至当前的2.25%—2.5%。美联储力图用不容置疑的决心，让民众恢复对货币的信心：我们正在经历“沃尔克时刻”。8月26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鹰”派发言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恢复物价稳定可能需要货币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历史纪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过早放松政策。”

　　与此同时，当前大多数“七国集团”中央银行正在全力收紧信贷，以应对数十年来的高通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预计将在后面的会议中进一步提高利率。9月20日，瑞典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0.75%大幅提升至1.75%，上调幅度达100个基点，为近30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加息，超出了市场预期的75个基点，这是“超级央行周”第一家兑现“鹰声”的G10货币央行。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加息，芝商所的“美联储观察（FedWatch）”工具最新调查显示，市场参与者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82%，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为18%。

　　[3] [供给扰动影响钝化弱需求变为主要矛盾]

　　我们分析认为供给炒作变成次要矛盾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疫情逐渐趋于稳定修复了被破坏的供给，二是根据经济学规律，疫情以来的高价刺激了原料和基础工业品生产，而且此类产品供给具有高弹性，势必造成过量供给。当前欧美经济仍处于下降周期，全球“超级加息”周期也在持续“收水”，低需求将转变为主要矛盾。随着大宗价格不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节节攀升，而在滞涨背景下，原料端的价格大幅下跌是经济重启的关键。

　　经济和资产价格再次探底后，可能才会出现战略性看多机会，正所谓“不破不立”。投资逻辑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为“共振”，最佳的做多机会很可能出现在本轮美联储加息末期，同时各国救市政策发力。前者就是要关注美国通胀数据变化，通胀恢复正常前美联储大概率会坚定“鹰”派；后者就要重点关注各国政策力度，追踪经济先行指标的变化。（作者单位：邯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