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杨志锦近期人民币汇率“破7”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实际上，人民币“破7”并非新鲜事。

　　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7元，这是200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首度突破7这一关口。央行当日也就“破7”进行了回应。

　　央行相关负责人当时表示，人民币汇率“破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从后续走势看，人民币汇率2019年7月-2020年7月一年间在7左右反复拉锯，最低一度跌到7.2，但2020年8月后随着中国经济率先从抗疫中国恢复，人民币汇率开启新一轮涨势，今年3月一度逼近6.3。但随着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人民币今年4月后走贬。诚如央行相关负责人所言，并不是“一泻千里”，而是“有涨有落”。

　　前述回应十分形象，更容易理解，这是央行罕见地以“打比方”的形式回应金融问题。央行既面对市场，也面对公众，做好预期管理既需要模糊的艺术，也需要准确的表达。

　　前者如回应降准降息时，央行一般都会回答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最多将其转化为降准降息的空间，后者如前述回应人民币“破7”的问答。实际上，央行使用“打比方”将事情解释得更透彻的案例并不少，尤其是前行长周小川。

　　为了说明宏观审慎的重要性，他通过打比方说明微观审慎性的总和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个体的健康性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性。

　　他说，对于一个连队，如果每一个士兵身体状况通过体检测试出各项指标都合格，可以说每个士兵的身体都是健康的，都是符合作战要求的，但作为总和的连队整体健康恐怕还不好说。如果每个士兵都健康，但突然有士兵得了传染性疾病，如果不及时防止其传染，就可能导致整个连队出现问题。

　　他延伸表示，在金融体系中，这种传染性主要体现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关联度上。理论上说，金融机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商业银行的负债通常是企业和居民的存款，资产则是发放的贷款，但实际上由于金融机构间存在大量的同业往来，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占很大的比例。

　　“不仅银行如此，保险公司等也较为突出，特别是随着分工的细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一现象。这导致了不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高度关联，一旦一家出现问题，就很容易相互传染。”周小川称。(出自2011年发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相关理论解释和主要内容》)。

　　去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主要就是解决前述问题。

　　再如对于危机中央行是否应该救助以及如何救助时，周小川2012年在《走出危机僵局需要设计新的激励机制》表示：

　　打个比方，这有点类似于局部农田干旱缺水，央行管着水库大坝，央行想挖几个渠来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农田，但法规说这不是央行的工作，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开闸门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会达到需要的农田。但问题一是资源有所浪费(如未来有通胀)；二是可能出现副作用(如新兴市场遭到过量资本流入)；三是不确定需水之处能得到多少，公众是否满意。

　　对于浮动汇率机制和固定汇率机制的利弊，他2005年在《理解汇率机制改革的四个角度》一文中表示，是固定的汇率机制能够经受金融风波还是浮动的汇率机制能够经受风波？这两种方式不一样，所以站在其中一个角度会看到另一个体制的问题比较多。

　　他进一步解释称，比方打仗，固定汇率有点像我们手里面拿的盾牌，得拿着坚持住，否则冲击就会对你造成影响。如果你发生动摇的话，就会给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会使投机者、冲击者发现一些弱点，发现有机可乘之处。而浮动汇率有点像一个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还有一种就是敌进我退，等你撤了我就顶回来了。

　　“所有的东西都有优点，也会有缺点，两种思维模式不一样，两种体系在应对外部汇率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周小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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