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深圳1990年行情刚动时，6月份国务院批准原国家体改委关于企业承包的一个文件。这份文件在后面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股份制试点问题，提了3点意见：企业之间相互参股的这种股份制改革要鼓励;企业向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要控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

  不再铺新点，这里有两个判断：一个是宏观的，只有深圳和上海两个市场，短期内不会再有别的市场;第二个是深圳就5支股票，上海也就那些股票，不让再上了，至少短期是这样。这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股票市场刚起动，供帝严重倾斜，供不应求，而且现在供给不增加了，这样股票价格就必然会上涨。有经验的股民一看这消息就说：“好了，至少几天内涨30%，因为当时市场有5%的限价，黑市马上涨上去。现在进货，肯定赚钱。”这就是政策给股民的一个信号。当时这个政策也是诱发1990年深圳和上海牛市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那时股民有政策敏感性，并且把握了机会，肯定就赚了大钱。

  在股票供应方面.采取的是放慢股市发行和上市的节奏，实行辅导期制度，也就是说是控制使其不再很快增加。在资金方面，则提出要组织力量研究采取以下措施：

  (1)发展我国的投资共同基金;

  (2)试办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吸引外国基金投入国内A股市场：

  (3)对信用和管理好的证券机构进行融资，也就是要扩大需求。

  作出并公布这个决定之后，控制供应方面的措施立即得到了实施，除早就决定上有的极少数几个公司的股票上市和原来上市公司的配股扩股外，股票总量没有再增加。在资金供应方面，因该决定也只是说要“组织力量研究”，只要在研究，公告也就应该说已经落实了。这个公告的倾向性和目的性是很明确的，比如措施中只讲了“融资”运行方面而并没有同时讲“融券”。中国股市向来有“开”“关”二说，学术界对是否应该在必要时托市救灾，也有不同的说法，股民们对股市的信心不足是前一个时期股票下跌的心理因素。这三项措施在信心的天平上，加上了增加信心的一个砝码。因此，在三项增加资金的措施尚未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时，资金就大量自动涌入股市，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半月的猛涨局面。尽管三项措施只落实了控制供应这一项，金融当局并没有拿出或组织资金入市，只是在政策决定方面拔动了一下，股市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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