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正视中国经济微观限制因素，缩小财富差距和公共服务供给差距

“了解现实中微观环境的制约因素，有利于在初次分配领域、再次分配领域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大的框架下推进共同富裕，进而利于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社会流动，扩展家庭预算因素和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由《财经》(博客,微博)杂志、《财经智库》主办的“2021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如此表示。本届论坛聚焦“打造开放创新的财富管理新高地”。

蔡昉提出，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居民收入建设方面，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有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但是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不够大，收入还不够高。若采用“可任意支配收入”概念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即可支配收入中减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和偿付贷款、学费等固定支出在人均4000元到31000元之间，真正可任意支配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部分还是比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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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城镇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过高，比如灵活就业，它有好的一面，就是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能够吸纳更多人，非常灵活。但也有非正规化的一面，导致现实经济出现就业不稳定、收入不体面、社会保障程度不够高等现象。

在人口流动方面，目前的人口流动状况和城镇化的趋势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社会流动归根结底是改变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社会流动不畅通，共同富裕比较难以达到。

目前城乡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覆盖水平，大约10亿人左右被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但这个覆盖的范围，享受的待遇是不够统一的，还有一定碎片化的趋势。而养老金碎片化会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老年人消费不振，总体消费业会受到影响。

在家庭劳动方面，女性家庭照料的时间太多，家务劳动的时间太多，同时还要兼顾就业，会降低社会的生育意愿，也不利于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为发言原文：

主持人（张燕冬）：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2021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第二天的议程，鉴于防疫的要求，我们今天的议程继续在云上进行，部分嘉宾也会在线上参与发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财富管理论坛的支持和关注。

在昨天的会议上，各位发言嘉宾就当前经济形势、金融开放趋势、资本市场新格局以及财富管理新趋势等，比较宏观的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今天我们的内容依然十分丰富，会聚焦两个大的层面，首先，我们有五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继续就宏观形势发表一些看法，包括宏观经济、城市发展、金融与实体的发展。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将聚焦区域，聚焦行业，从产业培育、双碳、养老等角度继续思考财富管理，也期待在今天的会议中收获更多的智慧火花。

下面利用连线的方式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原首席专家、全国人大常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先生，蔡老师在经济学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等领域著作等身，是一位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又关注现实问题的学理型官员。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微观基础”，有请蔡老师。

蔡昉：谢谢燕冬，大家上午好！昨天我们的财富管理论坛已经举办了一天，我虽然在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一直关注着会议的进行，很多专家就金融发展、财富管理发表了真知灼见，我作为一个主管金融的人，想为大家增加一些微观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今天的题目是“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微观基础”。

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运用微观的分析，掌握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微观行为，就能做出正确的宏观判断。从直接经营者的角度、经营机构的角度，只有了解实体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人们的行为，才能够做好最佳的决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们认识整体经济的供求两侧的微观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供求两侧，供给侧是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一个视角，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可能越来越多来源于需求侧的因素，除了投资、出口之外，更多的是消费需求。从这两个角度的微观基础为我们奠定了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从而金融发展财富管理的基础。

我们讲宏观经济的时候，它的健康状况应该建立在企业的经营活力基础之上。金融发展的健康状况也应该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很多理财活动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展的健康状况也应该在家庭合理的预算、消费、储蓄行为的基础之上。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宏观经济对应着企业活动，金融发展对应着实体经济，理财活动对应着财经预算的基础之上，宏观和微观之间，微观与微观之间相互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我们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总预期。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些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

看一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居民收入，总体来说，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已经有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大的判断来说，我们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还不够大，收入还不够高。大体上还是集中在中上和高收入中才叫做中等收入群体，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五等分，每20%是一个分组，最低和中下、中间收入、中上收入和最高收入有比较大的差距，同时总体水平并不高。这里我引用了一个研究成果，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我们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4亿多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我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介绍，但我发现有几个作者做了一个估算，他们估算的总数是4亿多，他们的估算中和我们官方的估算有共同之处，得出共同的总数，但他们采用的方法很有意思，采用的是“可任意支配收入”的概念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它的含义是在可支配收入中减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同时一些固定支出，比如偿付贷款、学费等等，余下来的，这是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部分。按这个计算，他们认为在人均4000到31000元之间，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的部分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也知道，美国人的研究讲到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时，有过一个调查，大概美国有61%的家庭在紧急状态下拿不出400美元的现金，这400美元就是界定一个可任意支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到底稳固不稳固、水平高不高和它的可任意支配收入是相关的。

我是从事就业研究的，我们看城镇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过高，我们过去讲灵活就业，现在也出了新的概念，叫做灵活经济，这既是历史的遗产，也和这些年数字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它有好的一面，就是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能够吸纳更多人，非常灵活，但也有非正规化的一面。如果是一个正规经济，正规就业，至少应该有就业稳定，收入体面，社会保障充分的特点，非正规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这是全国城镇就业的状况，目前我们城镇就业有4.6亿人，按经济成分分，有国有的部分，有若干个集体、股份合作制等等的部分，也有公司制的部分，还有私营经济的部分，还有港澳台和外商海外投资的部分，剩下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就业，以及我列出了一个残差，也就是从家庭调查中得到的城镇总就业减去以上的单位就业数。可以从这几个组成部分中看到，个体就业的部分和残差的部分典型的是非正规就业，其他的部分也有非正规就业，但这个非正规的程度显然是最高的。

残差的部分和个体的部分这些年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和统计有关，因为我们最近加强了市场的统计，这样就把原来没地方登记的部分列入到了个体就业，不管怎么说，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就业的比重还是很高的，目前还能占到30%，这部分也是导致现实经济出现不正规，就业不稳定、收入不体面、社会保障程度不够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看一看我们的流动状况，流动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流动，横向的流动，从过去务农转化为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市，同时他还密切联系着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归根结底是改变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社会流动不畅通共同富裕比较难以达到。从目前看有一个趋势，城市常住人口中大概有30%的人实现了城镇户口，这是职业和身份的向上流动。在农村的户籍人口中，也有20%多是不是常住在农村的，他们有后顾之忧，但又不得不外出打工。去年我们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出农民工减少了2.7%，这也是多年来一次绝对的减少，但实际上这2.7%还是低估了。我这里引用了两个作者的调查，他们发现很多被统计为外出就业，因为我们讲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就是离开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但现在农村就业的圈相对扩大，人们骑着电动车就可以出乡镇，但很可能在邻近的乡镇，或者县内，也就是说他们进入中等城市、大城市的比例下降的程度更高。

这张图显示了农民工就业区域本地化，从乡镇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外出了，但他可能跨省的比例越来越低，进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比例越来越低，意味着就业越本地化，相对农村来说，它的劳动生产率是越低的，收入也是越低，因此，我们目前的人口流动状况和城镇化的趋势有一定的不可持续性。

下面看一下养老保险体制，我们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揭示出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老龄化在加快，65岁以上的人口占的比重达到了13.5%，这意味着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是老有所养。目前城乡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覆盖水平，大约10亿人左右被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但这个覆盖的范围，享受的待遇是不够统一的，还有一定碎片化的趋势。第一，有相当大的，56.6%的是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的养老金水平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56.6%的人领取的养老金比重不到6%，差距非常之大。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城镇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还区分为企业和非企业，企业之中和群众事业职工之间是1：0.18，他们的给付标准差异较大，养老金碎片化会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消费行为，从而也影响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知道，未来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而养老金碎片化会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老年人占的比重，1.9亿是65岁以上的，60岁以上高达2.64亿，这些消费不振，总体消费业会受到影响。

这里还有一点要谈到的，我们现在讲养老保险应该依靠三支柱，特别是第三支柱，养老制度不够发达，我们也会有一个想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目前还不够充分，未来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总体还是现收现付制，即使今天还能支付的起，但人口的抚养率未来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那时候就很难保证不出现巨大的缺口。因此，亟待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支撑，如果不了解我今天说的微观基础信息，不知道我们的居民收入状况是什么样，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是什么样，收入差距的状况是什么样，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悖论，老百姓(603883,股吧)没饭吃，说他们干吗不吃肉丸子，事实上贫困造成老百姓没饭吃，更不可能吃上肉。也就是说居民的基本微观状况决定了它的收入还不够高，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因此，基本养老保险不统一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更谈不上第三支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从微观的环境有更好的认识，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才可能突破微观环境的制约因素，把社会养老问题更好的解决好。

居民的现在收入状况怎么样，工作状况怎么样，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家庭里的时间约束，时间是有预算的，就业的时间是定的，在就业和家务活动之间怎么分配，2008年国家统计局有一个调查，发现我们在国民账户体系内创造GDP的部分，包括就业、经营和交通，每天进行311分钟，无酬劳动或非SNA的活动，包括家务劳动、照料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两者之间是1：0.53，如果有1分是就业的活动，0.53分是没有收入的活动，属于以家庭劳务为主的，其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中国的劳动就业参与率是世界最高的，特别是女性劳动就业率，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高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劳动时间是非常长的，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这么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加一倍，就很显然是世界最高水平。而这种过度的负担会影响家庭的收入，家庭收入状况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影响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最终会影响职工的社会流动性，同时也会影响消费，没有外出旅游的时间，没有外出购物的时间，会阻碍消费的增长。影响到储蓄，因为对于家庭时间预算约束和家庭的财务预算约束是相互影响的。最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说家庭照料的时间太多，家务劳动的时间太多，特别是女性，同时还要兼顾就业，因此它降低了我们的生育意愿，也不利于我们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的时间也快到了。因为我们过去比较多的谈金融有哪些新的手段，金融有哪些新的理念，哪些新的领域，今天我尝试着让大家看一看现实中微观环境的一些制约因素，有利于我们在初次分配领域、再次分配领域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大的框架下推进共同富裕，深化供给侧改革，这样促进社会流动，特别是纵向流动，扩展家庭预算因素和居民收入，缩短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在这个过程上，金融行业也好，财富管理行业也好，都可以把这些挑战变成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从宏观意义上说，它也成为我们新的经济增长。

主持人（张燕冬）：非常感谢蔡老师，您对微观基础做了一个分析，无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居民收入，以及城镇就业，还有人口流动、城镇化、基本养老保险、家庭预算等等，从1到10月份的统计数字来看，我们的增长压力增大了，面对增长压力的增大，以及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您所提出的一系列机会，咱们的突破口和关键点究竟在哪里？

蔡昉：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咱们俩没沟通过，其实我很想就这个问题稍微谈几句。因为中国疫情发生的比较早，但应对的非常好，率先从疫情中复苏经济的。但是，归根结底全世界新冠疫情还在大流行，我们还会零零星星的有疫情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恢复形成了一个供给侧先于需求侧，一些消费行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收入也增长慢了一些，就业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供给侧先于需求侧。但是国外在稍候恢复经济的时候有个特点，是需求侧先于供给侧，因为供给侧受到了供应链断裂以及瓶颈的制约，也受制于劳动力紧缺的制约，但由于他们在刺激政策中，比如美国更多的给居民发钱，这样大体上能保障今年的消费能力。我们和国外的恢复特征正好形成了一个互相嵌合的方式，我们的供给强于需求，国外是需求强于供给，因此我们的出口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复苏，这和过去一些年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随着全球疫情最终会恢复的比较快一些，供给瓶颈终究会打破，因此我们出口也就不那么强劲了。第二，我们更长可持续的供求拉动因素，还是要靠内需，从政策的角度，对我们来说，既要利用当前有利的环境，把我们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也应该越来越关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六保的因素中要兼顾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之间的平衡，保的市场主体是不是真正瞄准了，是不是真正能够恢复就业，改善民生，只有这部分我们充分保，否则还应该有些政策针对就业不充分的人群、收入比较低的人群、农村刚刚脱贫的人群，以及老年人口，这样我们最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来自于居民的消费。

主持人（张燕冬）：非常感谢蔡老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