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湖北对标浙江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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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淡忠奎 每经编辑 杨欢

8月9日，《湖北日报》刊文提问——浙江县域经济，“全国第一”为何比比皆是？

文章以日前发布的赛迪202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举例，浙江上榜18个，湖北仅7地入围。前30强，浙江占9席，湖北均在70名开外。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兴衰关系着发展全局。“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域，难点也在县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议题。

今年以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湖北最大的实际，县域经济不强是湖北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今年4月，湖北还曾选派62名干部奔赴上海和浙江进行3个月的跟班学习，为湖北突围寻找“良方”。问题在于，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否适用于湖北？

湖北“坐不住”了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区划中，为数不多的“千亿县”撑起县域经济金字塔“塔尖”。

《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我国“千亿县”数量进入快速增长期，2017~2020年分别新增3个、8个、4个、5个，现已达到38个，而湖北未在其中。

此次湖北入围百强县有7个县域：仙桃（76）、宜都（77）、大冶（79）、潜江（87）、枣阳（90）、汉川（97）、枝江（98）。以排名最靠前的仙桃为例，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7.9亿元，而浙江排名第一的慈溪同期GDP超过2000亿元。

与东部地区比较差距较大，放在中部范围内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自2016年起至2020年，安徽不仅实现“零”突破，而且有3个县市入选全国百强县，此次安徽肥西县在全国百强县中位列第57位，进步速度不可谓不快。

河南与湖北百强县数量一致，但其辖内已有5个县域进入全国百强县TOP70，其中河南济源市进步最大，由93位上升至58位，三年排名跃升35位。

“等不起，慢不得”。在今年4月，湖北省召开全省区域发展布局暨县域经济工作推进会。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现场发出三问——浙江为什么强？河南为什么超？安徽为什么快？

会上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被认为是湖北立足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指导推动“十四五”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和路线图。

当中明确，对标“全国百强县”，建立“三百”战略梯队县（市）——入围2020年“全国百强县”的7个县（市）为第一梯队，支持排位靠前的大冶市、宜都市、仙桃市聚力冲刺全国县域经济五十强；支持排位相对靠后的潜江市、枣阳市、汉川市、枝江市在“全国百强县”中争先进位。

同时，谋划制定“三百”战略工作方案，力争三年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达到20个左右、超800亿元的5个；“全国百强县”数量中部领先、位次前移，实现五十强零的突破。

当月底，湖北首批选派的62名干部启程奔赴上海和浙江，开展为期3个月的跟班学习，这其中有58名来自市、县。

什么是“浙江模式”？

谈及县域经济，浙江是绕不开的一处。

《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指出，去年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9.8%的GDP。其中，浙江独占18席，仅次于“苏大强”（25席）。

从质量来说，浙江也是妥妥的“头部阵营”。慈溪、义乌、余姚、诸暨、海宁、乐清等6个县级市均在百强县前20之列，慈溪更是位列全国第6位。在全国38个“千亿县”中，浙江独占9个席位，可见实力非同一般。

县域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浙江在均衡发展上相得益彰。浙江以全国1%的国土面积，贡献全国6%的生产总值。其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36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等国家定位也跟浙江的这些优势不无干系，也因此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实际上，湖北也并不是第一个喊出要向浙江学习的省份。此前，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等曾在《当代县域经济》刊文讨论浙江县域发展经验对四川的启示。他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概括为“六大模式”——

萧山模式：新型工业化驱动产业集约发展；义乌模式：贸易国际化推动外向经济发展；温岭模式：农业现代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安吉模式：产业生态化驱动绿色经济发展；嘉善模式：城乡一体化推动全域协调发展；慈溪模式：人才本土化推动创业经济发展。

有观点认为，浙江县域经济的发达根源在于全省范围推广省管县模式，这使得县级层面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财权与事权，从而调动了县域发展的积极性。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表示，浙江的浙商文化深入骨髓，经商氛围浓厚。再加上，浙江政府打造新型政商关系，形成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是上海的错位发展，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产业溢出到江浙地区。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

此外，浙江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先机，完成了原始积累。在县域层面很早就形成了全国甚至全球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像永康的五金、乐清的电配，还有义务的小商品、横店的影视城等，绝大部分县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

对标的关键是人

在丁长发看来，湖北对标学习浙江的县域经济可能很难成功，“从宏观背景来看，浙江的县域是在短缺经济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现在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产能相对过剩；从微观来看，湖北武汉的首位度已经超过30%，它对各县、市的资金、人才和技术都有吸附作用。湖北县域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稀缺要素都在向武汉移动，而武汉的稀缺要素可能又转移到广州、深圳等地区。”

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似乎也能印证这个趋势。在“1+8”的武汉都市圈内近10年人口整体有所增长，但却以向武汉聚集为主。少数城市如黄石有所增长，但其他大部分城市都呈现人口流出态势。

但在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看来，“武汉的这些传统商贸以及制造业的溢出，包括人口从广东、武汉回流的一些趋势，在湖北仙桃、天门等县域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苗头。我觉得这个趋势值得关注，有助于县域经济的崛起做大，跟武汉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对湖北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比起经济发展模式的复制，武汉政府层面认为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曾指出，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最大的差距不在要素，关键在人。在于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在于干部的理念、思路、作风。

对此，李志刚也认为干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调研也注意到一些现象。比如湖北仙桃、汉川等经济较强的县市，都是干部思想比较开放活跃的。而一些干部思想比较保守、进取性不够的县市，就会相对弱一些。”

在上述湖北扶持县域经济的政策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全国百强县（市）、经济发达镇主要负责人可由上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兼任。今后新进入全国百强的县（市），党委书记符合提拔任职条件的，优先提拔担任市州领导班子成员并兼任县（市）党委书记。

根据赛迪发布的百强县榜单分析指出，从发展比较来看，东部地区同中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主要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县域经济是中部地区实现区域崛起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而随着中部崛起日益受到重视，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

想要快速提升湖北整体实力，在国家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进而建成全国重要增长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是最高效的方式。多重利好之下，湖北是时候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