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拜登真正的财政政策闭环里面的关键一环就是想让全球都伴随着他一起抬高税率，防止美国单方面搞征税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和资本家全球开溜合理避税，只有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家一起抬高税率，才能够让美国抬高税收完成投资闭环的同时还避免资本外逃和全球避税的风险，顺利的完成拜登的收税-弥补基建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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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的有效循环的关键——形成有效税基

西方国家出现财政政策的无效循环源自于生产要素的缺失和公共支出过度推升政府债务的恶性循环；

1）财政政策用于“投资”手段发挥作用，类似当年的美国和二十年前的中国一样，需要投资能够生成足够的经济增长和广泛性的居民收入，但是最终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逐利的选择，这其中投资有效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转移，发达国家的生产制造业向新兴市场迁移、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使得相应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无效化，催生了分配差距。这种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层之间，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要素无效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使得社会福利支出和财政刺激难以形成广泛群体的收入增长，财富始终向少数掌握有效生产要素的人聚集，从而无法扩大税基，财政收入难以覆盖支出，从而刺激债务进一步扩张，催生了财政赤字“无底洞”式的增长，而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高福利相互强化，形成了恶性循环。

 2)  之后西方社会选择用财政政策通过社会福利体系减少居民部门支出以此来达到消费带动经济拉动税基的方式，也是有自身的瓶颈的，一方面西方民选政府的体制弊病之一是，社会福利支出常年呈现过度化倾向，而争取选票等制度性因素使得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压缩福利；过度福利支出改变了民众的收入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另一方面随着K型社会的不断加剧，中底层居民无法获得持续的广泛的收入增长，并且不断的在消费刺激的背景下形成了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最终抑制了消费的税基，最终是的走消费这条路的经济背后的财政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拜登新政未改西方社会沉疴，想要形成财政政策的有效循环还需辅以生产要素回流、弥补资本避税漏洞等诸多条件。从投资角度来看，拜登新政中有关大规模基建的计划，在支出的投向上与以往相比具有新意，采用了新能源和旧基建并行的策略，但由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的不同，以及美国制造业外移和产业的空心化，美国的基建计划带来的边际收益和协同效应将远低于中国（当然目前中国自身在2008年之后其实也陷入到了类似的影响中，所以后续中国自身的投资刺激的空间也几乎大打折扣）。
 
从融资角度来看，能否成功征收“富人税”是拜登政府财政闭环中的关键，包括将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率从37%提高到39.6%，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提高其资本利得税税率等。
 
但如前所述，当前美国已经陷入了部分生产要素无效化格局，即便拜登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但收入增长并不能被像罗斯福或里根时代一样沿着“基建链”传导，广大人群并未分享到收入增长，从而有效税基无法扩大。同时，由于类似爱尔兰、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存在，如果“富人税”的税率提高，国际间税差扩大，那么富人便会大量出逃，反而使得税基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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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际税率的逐底竞争

由于资本的避税天性，如果无法避免全球各国的企业税率竞赛，那么拜登政府的征收富人税的计划最终容易变成空中楼阁。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这让许多国家减免了对资本的征税。后果就是对于很多国家的顶层收入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累退的。资本具有避税的天性，比如各种税收抵免、慈善基金，将企业注册在避税天堂等等，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合法避税途径。
 
拜登接受采访时提到财富500强企业中有五十多家公司过去三年里一分钱的税都没有交过。以亚马逊为例，通过研发税收抵免、资产减值一次性抵免等各种避税手段，亚马逊在2017和2018年连续两年没有缴纳任何的联邦所得税，而在2019年该公司也只缴纳了1.62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从数据来看，资本收益避税漏洞的存在，使得最富裕阶级的缴纳税率反而低于中低收入人群。根据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测算 ，2018年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有效缴税税率为23%，相比于收入水平位于50%分位数以下的家庭的平均有效缴税税率，低了1.2个百分点。因此，要真正使得加税政策能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需要堵上资本避税的漏洞，否则最终加税的成本将大部分由中产阶级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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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裕阶级平均实际缴税税率不断降低 
数据来源：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The Triumph of Injustice: How the Rich Dodge Taxes and How to Make Them Pay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