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相信？
我们相信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感官证据：白天，地板是坚实的，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我们相信其他事情是因为从直接的感觉证据推断出的一个更迂回的推理链：天空会在以后变得黑暗（天空以前总是会变黑），地板在未来将保持坚实（除非发生戏剧性的事情），房间里的其他人与我们自己由相似的感官和感觉。
我们相信其他更抽象的东西，当我们信任的权威证明了它们的真理时，直接感官证据的推理链已经延伸到了突破点。偷东西是错误的，电是使灯工作的原因，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我们可以通过悔改来救赎罪。人们不同意的一切都属于第三类。
当我们真正相信某件事时，它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行动。这些行为随后可以对他人的信仰产生强大的影响。对一个观察者来说，似乎一个人不太可能因为相信自己没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其真实性而愿意为其死去。权力可以授予人民和机构、父母、宗教或社会领袖，但也由行动来预测，所谓行动胜于言辞。有时候，人们作为集体相信那些显而易见的、可笑的不真实的东西，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在互相追随。恐慌和躁狂是这种信仰的生动表现。由于人们对他们如此多的坚定信念持不同意见，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在评估事情真假方面是很差的。谬误必须合理地假定为接近普遍的条件，并且在你有特权获得真理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不能合理地假定是正确的。 
在我们几乎一致同意的地方，我们可以更加自信。死亡不是闹着玩的，爱你的孩子是正确的，世界是圆的等等。如果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似乎是合理的，也在证伪的过程中失败，那么更坚定地相信这件事情似乎是合理的。这是科学知识的独特最重要的决定特征，也是为什么它的倡导者认为它对权威性有特殊的要求。然而，这种可测试性和可证伪性实际上只能被视为是通过感官的直接证据来验证可信度的延伸。
通过视觉、声音或接触物体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交互是实验方法。科学认为，没有感官的中介而获得的经验就不那么可信。直接或揭示的精神体验对大多数人相信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科学知识。
Scientific knowledge has come to be an important source ofuniversal, motivating belief for people, even though most people are not able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 truth for themselves. The growth ofscientific knowledge has had such dramatic consequences in the modern worldthat many scientific beliefs, such as that the earth is a sphere, have beenuniversally accepted. Science has become almost the pre-eminent source ofauthority with respect to truth,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there is a vigorouscontest to wield that authority. Nevertheless, that authority exists alongside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freligious, civic, scientific or organisational character (the UN, theGovernment,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the Pope, the USPresident).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s of today’s world aredominated by the contest for influence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sources ofauthority.
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激励信念的重要来源，尽管大多数人都无法进行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真实性。科学知识的增长在现代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后果，以至于许多科学信仰，例如地球是一个球体，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科学几乎成为真理方面最杰出的权威来源，其结果是，要行使这一权威，将有一场激烈的竞争。然而，这一权威与其他权威来源并存：具有宗教、公民、科学或组织性质的国家和国际机构（联合国、政府、国际海事组织、教皇、美国总统）。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在这些不同的权威来源之间争夺影响力。
一般认为，一个机构的权力与已经接受该权力影响的人数成正比。这是一个放大器，让人的行为影响更大，这些行为就是他们显然相信是真的事情/行为。事实上，拥有10亿天主教徒的帮助，显然有助于加强教皇的权威。而科学教会的10万多名支持者则权威小得多。摆脱这种数字暴政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控制信息和地理集中。朝鲜人民真的相信金正恩的权威，因为他们认识的人几乎都相信（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大概对金正恩的权威保持相当的沉默）。然而，2千万朝鲜人在世界74亿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然而，任何对历史的解读都表明，相信真理可以由数字的权重决定的不可靠。无论我们对历史了解多少，我们都知道，人们的信仰随着时间而变化——就像人们在社会内部、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在不同利益的人之间，或者在社会中发挥不同职能一样。很多人相信某件事确实会使它可信，但只要有任何重要的少数人不同，我们就应该谨慎地推断，而非简单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并对其采取行动。
在决定如何行动时，我们相信的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地板要下陷，我们就应该移开；如果我们相信地板会变黑，我们应该让自己安全，准备睡觉。判断良好的行为通常应该与我们自己广泛的利益一致，从长远来看，在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中都应该得到解释。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良好把握和解释之上的，而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们符合我们的利益，那么它们可能不是。经常有一些邪教团体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世界末日活动做准备的新闻报道。他们的伴随行动必须被定义为误判。 
那些有着共同信念的人将相信一套符合他们利益的共同行动。他们通常会被这些共同的信仰和行动所束缚。这就是人类群体心态的产生，无论是在家庭、种族、文化、宗教或利益群体层面。它表现在无数的群体身份中：一些深刻的，如伟大宗教的追随者、国家的形成和公司的雇员；其他基于哲学和实践的共同性，如科学家或行动者。当这些信念彼此不一致时，当不同群体在地理上或当集团成员重叠时，这就会诞生冲突。正如我们会与那些与我们有信仰的人紧密联系，与那些信仰与我们矛盾的人产生疏远。我们感到受到来自他们的威胁。
当然，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信念不太确定，或者如果我们的信仰融入集体怀疑的智慧，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减弱。同样，坚定的集体信念有助于强有力的集体努力。然而，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努力——基于一套信念，虽然坚定地坚持，但并非真正的事实——可能不符合行动者的利益。 
没有一个领域可以像投资那样纯粹地研究一个人的信仰和自己的利益行为之间的脱节。 
在金融市场投资方面，过去40年来，市场的重头戏一直是那些相信所谓市场有效论的人：市场价格总是正确的，因此参与者不可能通过投机赚钱。30年前，我和我的合伙人经验主义地观察到，我们可以有系统地从金融市场中交易获利。但是，除了一小部分投资机构外，我们都被视为骗子。 
在这种情况下，挑战集体持有的观点需要决心和毅力。流行的信仰可以保持根深蒂固的时间远远超过似乎合理的时间。即使是现在，有效市场理论仍然是西方国家政治家、央行行长和专业投资者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尽管有大量相反的经验证据，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
就投资的成功而言，历史表明，人们对某一信念的信任度越高，持有该信念的利润通常就越低。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将金融市场体系描述为自反性的：在市场价值和它们试图反映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循序渐进不是获得长期成功的途径。耐心的研究让顶级投资者有信心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并与大多数人群操作相反，因为人群的观点仅仅来自于相互抄袭。正如沃伦·巴菲特讽刺地说：“传统的失败是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群体，旅鼠的形象可能很糟糕，但没有一只旅鼠受到过负面的新闻报道。”世界上最顶尖的投资者都不相信有效市场理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研究过世界上最好的投资者的生活和投资技巧，并密切观察全球事件及其对市场的日常影响。我曾试图建立一个组织，将规则、策略和交易方法发展成一个纪律严明的投资体系，多年来，这个体系能够自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考虑到雇用提供这种服务的专业人员的高成本，我们的算法机器应该很有价值。这就是迄今为止的结果，愿它继续下去！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