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地优化营商环境出实招：强化政策落地感 提升企业获得感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营商环境是衡量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经济传媒协会近日发布的《全国地级市营商环境热力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今年前三季度，261个地级市政府官网公布的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文件有3600多份，即平均每个城市关于营商环境政策的改革支持文件就有近14份。

对这些文件的名称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发现，“扶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是热度较高的关键词，各地采取“减租降税”“缓交社保”“贷款贴息”等举措，助力市场主体走出困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营造更便捷、更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营商环境是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综合体现，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进步，因此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从国与国的竞争来看，营造良好的国内营商环境是塑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而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各地凭借自身资源禀赋，结合政策措施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各类外部资源流入，加速当地经济发展。

“硬核”政策

增强企业获得感

以苏州市为例，早在2月份，苏州市就出台了《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从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延期交纳税款、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等多方面入手减轻企业负担；4月份，苏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提升企业“首贷”比例、加强“信保贷”支持力度等多方面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以东莞市为例，6月份，东莞市印发《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政策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多项惠企政策，解决企业资金等困难。

《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261个地级市新注册企业只有13.14万家，系三年来单月最低值，但两个月之后反弹至80.57万家，同比增长11%。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高嘉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以人员流动与集结为主要特征的会展行业也受到巨大影响。上半年，多个展览项目被按下‘暂停键’，不仅公司自身承受着资金缺位的巨大压力，周边配套食宿商户也遭受‘连锁反应’。”

即便面临巨大压力，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反哺周边配套企业，为119家商业租户和办公楼租户减免了租金2143万元。这一“义举”立刻得到了税务部门的支持，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因主动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房产税约257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约30万元。

“我们为租户减租金，政府为我们减税金。优惠政策快速兑现和落实带来的资金回血，不仅极大缓解了我们的运营压力，也更加坚定了中小商户的复工信心。”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桑建国如是说。

董忠云表示，从行业来看，交运、旅游、住宿、餐饮、商业服务等依赖人员流动的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从企业规模看，中小企业综合抗风险能力较弱，现金流面临严峻考验，即使目前我国已经步入复苏进程，但仍有大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等方面的困难。面对上述问题，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减租降税、缓缴社保、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措施，目的就是要通过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三方面重点发力

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城市发展的软环境愈加重要，而营商环境是其中重要一环。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其招商引资的多寡，进而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类投入要素的集聚程度。从目前各地的经济恢复情况看，营商环境好、政府综合治理能力强的地区，当地企业对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应性更强，恢复速度也更快。”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陶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外，各地对于营商环境的愈加重视和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城市间的良性竞争，长期来看能够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互促共进。

谈及下一步全国各地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还应如何发力？董忠云认为，未来各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应该继续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来展开，重点是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各地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服务业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充分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要通过严格监管、创新监管、灵活监管，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之间良性竞争；同时，政府还应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产业鼓励政策等，加大力度发展适合当地的优势产业，引导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第三，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进一步提升行政透明化，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并简化各类办事流程，降低企业在相关事务上的成本；同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帮扶中小企业，通过保企业来实现保就业、保民生。

“各地应正视营商环境建设的长期性和系统性，而非仅仅关注短期的企业引进数量和规模、采取简单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陶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