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反弹之下的2021年经济：最担心的是就业与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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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2021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会比较好看，但仍然面临多重挑战，最应该关注的是就业和债务问题。11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布《迈向双循环新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报告预测，2020年四季度GDP增速为5.9%，全年GDP增速2.3%；2021全年GDP实际增速将达到8.1%，并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一季度可达11.4%，但四季度则下滑至5.4%左右。

报告测算，如果明年GDP名义增长幅度如预测的达到8.9%，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则可以达到9%左右，明年财政实际支出规模可以达到23万亿元左右，比2020年支出规模依然要高1.5%。

刘元春表示，2021年要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的快速上升，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第二季度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转变。

对于财政政策的转变，刘元春建议，预算财政赤字率可以从2020年3.6%下滑到3%左右；应该考虑取消特别国债，专项债的规模也要下调，对于特殊行业、特殊主体要制定新一轮的退坡计划和政策；对于地区财政的困难程度要有新一轮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化；重点配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调整，加强科技创新攻关，积极对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

2020年前10个月新增就业超过1千万，已经提前三个月完成全年的就业目标，同时城镇调查失业率在10月下降至5.3%。但刘元春发现，新增就业同比下降了18%，二是农民工外出劳动力同比下降了2.1%，保就业依然是很艰巨的任务。

刘元春分析，2020年的硕士、博士招生延迟了约60万人的就业，农民工也少了200-300万的就业，再加上一部分弹性就业，明年的就业压力就会随着经济的常态化而显现出来，因此常规政策的退出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一下子撤得太猛。

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则认为，货币政策虽然在2020年三季度已经开始做出微调，但贷款规模、全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等参数的增长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义GDP增速，2021年名义GDP增速将提升到9%左右，货币政策参数在2021年也要进一步地适度调整。

“2020年实现V型反转，但是复苏的基础不扎实。”刘元春认为，宏观政策一方面要防止实体经济持续低迷条件下资金的脱实向虚带来的泡沫化问题，防止政策退出和债务调整之间的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叠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目前利息偿还可能占到GDP的16%，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当天的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为了实现“六保”、“六稳”政策落实，财政 付出的成本包括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到3.6%，发行了1万亿元抗击新冠疫情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增长1.6万亿元，达到3.75万亿元。

朱光耀也认为，利息的支出是计入次年预算的经常项目支出，因此利息成本的上升需要非常警惕。

2020年10月中国广义货币M2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0.5%，同去年10月底相比，M2上升了2.1%。“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强调要灵活适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怎么样有效地结合，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两个主要政策的结合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在新的一年，是非常重要的。”朱光耀说。

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引起更大的讨论。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多数国家利率降到0，依靠国债和赤字融资这样的工具已经不能应对经济问题，于是开始用央行的扩表、缩表来影响经济，目前则是进入到了第三个模式，货币和财政的互相融合，也就是目前看到的财政政策货币化、货币政策财政化。

“这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曹远征说。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对于当前经济，主要担心三件事情：第一，如何保证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杠杆的结构而不是总的杠杆率，不能再盲目实行第二轮去杠杆；第三，房地产调控不是一味地限制融资，而是应该增加土地供应。

对于近期出现的债务违约问题，李稻葵表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还比较高，包括城镇化在内的投资仍有巨大空间，目前的杠杆率算是比较正常的，违约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大家都关注企业债务风险，其实更应该关注地方债务违约风险。

李稻葵认为地方债务的问题是周期短、利息高，一个可行的化解办法是将一部分地方债务转变为国债，目前国债占GDP的比重约15%，加上国开行持有的部分，整体占到GDP的30%，将地方债务风险清理出清后，可以重新制定规则约束地方发债，促使其良性发展，而不是再去整体去杠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则提醒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正在带来两个冲击：一是劳动人口减少，二是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这都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中国的劳动龄人口已经在2010年到达峰值，人口拐点会出现在2025年。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人力资本短缺，还带来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资本报酬递减，又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速度放慢等一系列影响，这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中国目前的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从区域经济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面临着新的挑战，已经发生了两轮产业外移，新冠疫情会导致进一步的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压力，而内需和外需市场的变化则使得内陆地区的位势上升。

最近几年，随着要素成本的提高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沿海地区外贸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沿海省份外贸的回落幅度都比较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超过了80%。特别这两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这种同城化的态势也在推进。

“地区间差距可能会呈现继续扩大态势，这也跟数字化转型、创新性产业的集聚效益是有很大关联性的。”王一鸣表示，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技要素、研发机构的要求更高，所以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这也推动了高端要素向平台的集聚，在区域政策协调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会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