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conceptualframework)，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结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一丝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falsify)，而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verify)。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谬误的宣称，所以只能用强制手段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迫。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自由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依法治理，可使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俄国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有所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根据，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个性成长时期是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十四岁，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要面对被驱逐和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远非均衡”的情况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成长经历。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出逃小组。他们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在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他们又被卷入。经过一系列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愿望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相反，他只工作到够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去到他的大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会牢骚满腹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是到了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他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一些人搞了虚假的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与天使为伍，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统治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了匈牙利，十七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出生下来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有幻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双向环形反馈甚至可以发生在现实的某单一方面，例如一个单独的个体进行自身反思的情况，也许可以形容为自我相关反射(self-reflexivity)。这样我们可以区分成两大类：相关反射性的关系，它将现实的主观方面相连接；和相关反射性的事件，是关于客观的方面。婚姻是相关反射性的关系；2008 年的崩溃是相关反射性的事件。当现实没有主观的一面时，也就没有了相关反射性。环形反馈可以是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消极的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更接近；积极的反馈使两者相去更远。换言之，消极反馈的过程是自我纠正的过程(self-correcting)。它可以永久地进行下去，而且如果没有外部现实的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均衡 (equilibrium)，这时参与者的看法达到了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正是金融市场应该发生的。因此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均衡，是消极反馈的极端情况(extreme case)，即在我的理念架构中有局限性 的情况(limitingcase)。与此相反，积极反馈是自我强化的过程(self-reinforcing)。它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因为参与者的看法终将太远离客观现实，而使参与者不得不承认其看法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实情况没有变化,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反复出现，因为积极反馈的本性强化现实世界中占主导。趋势，不论该趋势是什么。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能动的不均衡，且会导致可被形容为是远非均衡的状况。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的方向启动积极反馈的过程。这种起初是自我强化，后来最终成了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找到。我称其为易扩散的谬误(fertile fallacies) – 即对现实的解释是曲扭的，而其产生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曲扭。

我知道我讲的这些可能非常抽象，很难懂。一些具体的例子能会有助于理解，但请你们耐心听我讲下去。我想再讲另外一点，而且抽象的论点难以理解这一事实对我会有所帮助。谈论像现实或者思维，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类抽象的概念很容易引起混乱和造成错误的看法，而错误的看法在人类的活动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以归结为是由于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有错误的认识。这是我下一讲的主题。在第三讲里我会讨论两个易扩散的谬误：启蒙的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以及这两种谬误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上普遍深入的影响。具体的事例可以说明错误的认识在历史进程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讲的下面一部分，我还是要站在抽象的高度上。

我认为，有思维的参与者的情况与自然现象的构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里思维不起因果的作用，而仅仅是认知功能。在人类活动中，思维是论及的主题的一部分，既有认知功能又有操纵功能。这两种功能可以互相干预，但相互干预不是总在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开车或刷房子，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互补的。但是当相互干预发生时，就带入了一个自然现象中没有的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在两种功能上都有所表现：参与者的认知有缺陷，而且他们行为的结果不符合其预期。这是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特性。与此相反，在自然现象中，情况的发展不受观察者的观点的影响，局外观察者只是以认知的功能参与。这样自然现象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标准，可以根据它来判断观察者理论的真实性。局外观察者可以因此获得认知，并在这一知识的基础上成功地操纵自然。这里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自然地分割开。由于这种分割，两种功能都可以比在人类环境中更好地达到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