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2020美国大选投票日。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媒体、民调机构等以不同方式反映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当然，人们更担心的是11月3日之后的美国。

在这个时间节点，观察者网邀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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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按照美国时间算，距离最终选战日不到一天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如果说史上最糟，可能大多数人也不会反驳。首场混乱，二场取消，第三场终于在制定“闭麦”新规的前提下进行。疫情、大法官、经济、种族、外交等等，都是焦点问题，且各要素相互交织。您此前提出一条“C·F·G”的线索，能否展开谈谈？

贾敏：首先看大众视野中的“十月惊奇”。特朗普宣布提名巴雷特女士为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后，白宫爆发新冠群体感染，接着特朗普夫妇宣布核酸检测为阳性，全球震撼。接着在短短数日内，特朗普宣布自己神奇般治愈并且康复，再次刷新对他个人和美国治疗新冠疫情的认知。与闻所未闻、至今未有定论的“白宫疫情门”相比，拜登父子的系列“乌克兰门”仍在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肆传播，主流媒体则简单斥责为“后真相新闻”。此间还有其他支流信息，但前两者的份量和引起的震撼已经让世界民众叹为观止。

那么我们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还是可以把今年美国政治危机的几个引爆点串联起来，概括来讲：C就是Corona Virus（新冠疫情），F就是George Floyd（弗洛伊德之死），G就是已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  burg（又以RBG为公众所熟悉），那么“CFG”可以成为认识和理解2020年美国政治动荡与未来博弈的“危机三部曲”。

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一系列冲突事件。

首先来看三部曲之首的美国新冠疫情态势。美国政府和社会应对如何，不用我这般非专业人员评价，但公认的事实是：美国在预防、应对、善后新冠疫情对其国家社会经济的全方面冲击面前，是一场令人羞愧和深感耻辱的失败。我们所熟悉的《纽  约  时  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发表评论，他在文章开头的导论中虚拟了一个场景，十分有内涵。他说如果邀请中国领导人观看特朗普-拜登之间的首场辩论，两人当中如果有人明显弄错事实，或是毫无根据自吹政绩，就要自饮一杯。那么不到半个小时后，这些特别的观众们就都醉了。这个比喻符合弗里德曼评论文章一贯的嬉笑怒骂乱弹琴风格，但这篇文章中看不到作者曾经的心高气傲，更像是观看了一部超级烂片后的抑郁与无奈。

2017年弗里德曼曾经借助时报专栏敲打本届美国政府，核心点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够言行一致，要有执行力，关键是要缓解美国社会内部的纷争矛盾。三年过去后，特朗普的政绩指标完成如何？ 或许最大的亮点在经济领域，勉励实现目标，但疫情把这一切推倒重来。在更广泛层面，特朗普的“勤勉执政”失去了美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

在选举政治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政治运作的精髓，应该通过大选及其辩论环节凸显出来，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效果完全走向对立面。这种被政治衰败所激起的巨大挫败感，其中也应包含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利的深深失望感。总之，新冠疫情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触动和伤害是巨大且深远的。

其次，“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系统性种族冲突事件。这个议题我在观察者网曾有过详细访谈。七月以来爆发的一系列含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冲突，其根源和矛盾点与“弗洛伊德之死”都有很大相似性，包括近日在宾州费城发生的警     察执法不当和打  砸   抢事件。

毫不奇怪，民主党阵营谴责本届政府埋下的种族主义祸根，以及共和党再三呼吁的秩序与法治。美国的种族问题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循环恶化和暂时停歇间摇摆，成为一个永恒无解的死题。

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9月18号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去世，及其后引发的争论。金斯伯格大法官被视作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宪   政自由与捍卫多元公民身份的偶像级人物。她的去世被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陨落。金斯伯格去世触动最大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国会山的共和民主两党阵营，尤其是共和党右翼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欢呼雀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尼尔在第一时间发表简短的致哀后，立马表示参议院将启动新候选人的遴选推荐，而民主党阵营全部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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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始终是敏感的，极具争议性。但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情况远未如今日这般。任命大法官始终成为政治焦点，恰恰说明美国政治极化的不可逆转。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最高法官大法官候选人，接替金斯伯格去世后的空缺。图自澎湃影像平台

金斯伯格出殡之后，特朗普马上宣布巴雷特女士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的背景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典型的保守文化熏陶之下的女性法律精英。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比如堕胎、持枪权、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方面，非常坚定地站在共和党这边。现在结果已经出来，巴雷特顺利进入大法官序列，最高法院内部的政治光谱也变成了6：3，保守派大大超越自由派席位。

金斯伯格去世后不，也引发了自由左翼，特别是民主党阵营的普遍焦虑和恐慌。因为金斯伯格极富传奇色彩的法律职业生涯和代表美国女权进步思想的缩影，她的缺位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内部的空缺，也意味着美国自由左翼阵营一位殿堂级人物的消失。金斯伯格去世后几天内，捐助给民主党阵营的资金出现激增。有民调数据显示大法官的离世和共和党强行推动席位补缺，将激发支持民主党阵营的选民，尤其是女性和年轻选民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与以往相比少了一丝狂热，而多了一丝恐惧。

我曾提出一个未经细虑的概念，即“金斯伯格时刻”（Gins  burg Moment），用来说明大法官去世所引发的美国宪    政斗争、以及与当下紧密相连的选举政治斗争，将以新的形势延续下去。我们看到目前围绕邮寄选票的形式、有效性和选民身份的合法性，正在各州投票现场浮现争议，并有大概率走向司法议程。那么，这些议题最终是否会摆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席上讨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完美设想的绝对多数席位是否能帮助他们“判赢”大选？我想这个悬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FG”三个不同事件，构成了美国2020年政治文化的缩影。既能从中看到美国政治的高光时刻，也能看到其中的黑暗角落；由三部曲所构成的2020美国大选的背景，是美国政治社会文化衰败的集中体现。

我在一些场合提过，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如果当前美国社会继续存在严重的价值对立分   裂趋向，那么谁当选都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感染新冠也是CFG时刻的一个体现，虽然他一直声称自己已经痊愈，但前些日子关于他是否真正痊愈、他的阴性检测报告，外界仍有所质疑。我们可以看到CNN、NYT这些媒体在问，但美国社会究竟对事情真相在不在意？当然还包括人们质问的，特朗普的待遇我们享受不到，以及特朗普服用药物是否有后遗症等等，关于后者佩洛西曾声称要引用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文弹劾特朗普。所以，白宫怎么解释，以及民众是否在乎真相？

贾敏：关于领导人病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最高机密，如何公布、怎么公布都需要谨慎处理，通盘考虑。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反对党会把对手政党领导人是否患病与国家理由挂钩，因此要求必须公开。但在西方现代历史上，有太多太多与之相反的案例。

现在正处于大选关键时刻，按常理来讲，任何一个人、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会咬咬牙挺过去的。因为对特朗普而言，总统竞选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关乎命运生死、关乎其卸任后能否获得自由之身的重大问题。

西方民主政治至少有一个默契，那就是一旦竞选失败后，获胜者会以各种理由赦免前任的职务犯罪或过失行为，以求顺利和平交接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者福特即宣布对尼克松的既往不咎，赦免他的一些罪行。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要维护本党利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平衡性，不能让党争盖过制度，要维持制度之下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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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2020美国大选投票日。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媒体、民调机构等以不同方式反映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当然，人们更担心的是11月3日之后的美国。

在这个时间节点，观察者网邀请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敏老师，复盘选战开打以来的美国社会的种种“惊奇”，剖析其政治、社会的危机本质。

【采访、整理 朱敏洁】

观察者网：按照美国时间算，距离最终选战日不到一天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如果说史上最糟，可能大多数人也不会反驳。首场混乱，二场取消，第三场终于在制定“闭麦”新规的前提下进行。疫情、大法官、经济、种族、外交等等，都是焦点问题，且各要素相互交织。您此前提出一条“C·F·G”的线索，能否展开谈谈？

贾敏：首先看大众视野中的“十月惊奇”。特朗普宣布提名巴雷特女士为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后，白宫爆发新冠群体感染，接着特朗普夫妇宣布核酸检测为阳性，全球震撼。接着在短短数日内，特朗普宣布自己神奇般治愈并且康复，再次刷新对他个人和美国治疗新冠疫情的认知。与闻所未闻、至今未有定论的“白宫疫情门”相比，拜登父子的系列“乌克兰门”仍在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肆传播，主流媒体则简单斥责为“后真相新闻”。此间还有其他支流信息，但前两者的份量和引起的震撼已经让世界民众叹为观止。

那么我们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还是可以把今年美国政治危机的几个引爆点串联起来，概括来讲：C就是Corona Virus（新冠疫情），F就是George Floyd（弗洛伊德之死），G就是已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  burg（又以RBG为公众所熟悉），那么“CFG”可以成为认识和理解2020年美国政治动荡与未来博弈的“危机三部曲”。

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一系列冲突事件。

首先来看三部曲之首的美国新冠疫情态势。美国政府和社会应对如何，不用我这般非专业人员评价，但公认的事实是：美国在预防、应对、善后新冠疫情对其国家社会经济的全方面冲击面前，是一场令人羞愧和深感耻辱的失败。我们所熟悉的《纽  约  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发表评论，他在文章开头的导论中虚拟了一个场景，十分有内涵。他说如果邀请中国领导人观看特朗普-拜登之间的首场辩论，两人当中如果有人明显弄错事实，或是毫无根据自吹政绩，就要自饮一杯。那么不到半个小时后，这些特别的观众们就都醉了。这个比喻符合弗里德曼评论文章一贯的嬉笑怒骂乱弹琴风格，但这篇文章中看不到作者曾经的心高气傲，更像是观看了一部超级烂片后的抑郁与无奈。

2017年弗里德曼曾经借助时报专栏敲打本届美国政府，核心点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够言行一致，要有执行力，关键是要缓解美国社会内部的纷争矛盾。三年过去后，特朗普的政绩指标完成如何？ 或许最大的亮点在经济领域，勉励实现目标，但疫情把这一切推倒重来。在更广泛层面，特朗普的“勤勉执政”失去了美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

在选举政治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政治运作的精髓，应该通过大选及其辩论环节凸显出来，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效果完全走向对立面。这种被政治衰败所激起的巨大挫败感，其中也应包含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利的深深失望感。总之，新冠疫情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触动和伤害是巨大且深远的。

其次，“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系统性种族冲突事件。这个议题我在观察者网曾有过详细访谈。七月以来爆发的一系列含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冲突，其根源和矛盾点与“弗洛伊德之死”都有很大相似性，包括近日在宾州费城发生的警   执法不当和打  砸  抢事件。

毫不奇怪，民主党阵营谴责本届政府埋下的种族主义祸根，以及共和党再三呼吁的秩序与法治。美国的种族问题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循环恶化和暂时停歇间摇摆，成为一个永恒无解的死题。

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9月18号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去世，及其后引发的争论。金斯伯格大法官被视作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宪   政自由与捍卫多元公民身份的偶像级人物。她的去世被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陨落。金斯伯格去世触动最大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国会山的共和民主两党阵营，尤其是共和党右翼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欢呼雀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尼尔在第一时间发表简短的致哀后，立马表示参议院将启动新候选人的遴选推荐，而民主党阵营全部表示反对。

我们现在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始终是敏感的，极具争议性。但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情况远未如今日这般。任命大法官始终成为政治焦点，恰恰说明美国政治极化的不可逆转。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最高法官大法官候选人，接替金斯伯格去世后的空缺。图自澎湃影像平台

金斯伯格出殡之后，特朗普马上宣布巴雷特女士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的背景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典型的保守文化熏陶之下的女性法律精英。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比如堕胎、持枪权、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方面，非常坚定地站在共和党这边。现在结果已经出来，巴雷特顺利进入大法官序列，最高法院内部的政治光谱也变成了6：3，保守派大大超越自由派席位。

金斯伯格去世后不，也引发了自由左翼，特别是民主党阵营的普遍焦虑和恐慌。因为金斯伯格极富传奇色彩的法律职业生涯和代表美国女权进步思想的缩影，她的缺位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内部的空缺，也意味着美国自由左翼阵营一位殿堂级人物的消失。金斯伯格去世后几天内，捐助给民主党阵营的资金出现激增。有民调数据显示大法官的离世和共和党强行推动席位补缺，将激发支持民主党阵营的选民，尤其是女性和年轻选民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与以往相比少了一丝狂热，而多了一丝恐惧。

我曾提出一个未经细虑的概念，即“金斯伯格时刻”（Gins  burg Moment），用来说明大法官去世所引发的美国宪    政斗争、以及与当下紧密相连的选举政治斗争，将以新的形势延续下去。我们看到目前围绕邮寄选票的形式、有效性和选民身份的合法性，正在各州投票现场浮现争议，并有大概率走向司法议程。那么，这些议题最终是否会摆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席上讨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完美设想的绝对多数席位是否能帮助他们“判赢”大选？我想这个悬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FG”三个不同事件，构成了美国2020年政治文化的缩影。既能从中看到美国政治的高光时刻，也能看到其中的黑暗角落；由三部曲所构成的2020美国大选的背景，是美国政治社会文化衰败的集中体现。

我在一些场合提过，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如果当前美国社会继续存在严重的价值对立分   裂趋向，那么谁当选都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感染新冠也是CFG时刻的一个体现，虽然他一直声称自己已经痊愈，但前些日子关于他是否真正痊愈、他的阴性检测报告，外界仍有所质疑。我们可以看到CNN、NYT这些媒体在问，但美国社会究竟对事情真相在不在意？当然还包括人们质问的，特朗普的待遇我们享受不到，以及特朗普服用药物是否有后遗症等等，关于后者佩洛西曾声称要引用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文弹劾特朗普。所以，白宫怎么解释，以及民众是否在乎真相？

贾敏：关于领导人病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最高机密，如何公布、怎么公布都需要谨慎处理，通盘考虑。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反对党会把对手政党领导人是否患病与国家理由挂钩，因此要求必须公开。但在西方现代历史上，有太多太多与之相反的案例。

现在正处于大选关键时刻，按常理来讲，任何一个人、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会咬咬牙挺过去的。因为对特朗普而言，总统竞选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关乎命运生死、关乎其卸任后能否获得自由之身的重大问题。

西方民主政治至少有一个默契，那就是一旦竞选失败后，获胜者会以各种理由赦免前任的职务犯罪或过失行为，以求顺利和平交接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者福特即宣布对尼克松的既往不咎，赦免他的一些罪行。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要维护本党利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平衡性，不能让党争盖过制度，要维持制度之下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