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第三次“解绑” 我国从服务贸易大国到强国还缺什么？

  [ 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资开放的重点部门，负面清单上的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覆盖在服务贸易领域，其中包括今年继续开放的金融业，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开放的电信业。 ]

  服务贸易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跨境服务贸易能力为各个经济体及个人打开了新的机会之门。

  服务贸易有4种提供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跨境交付主要是通过远程通信手段进行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种方式的服务贸易原来就存在，但在目前的信息技术发展环境下，它在4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以及采用远程通信手段的服务贸易也会迅速地发展，这些都是新一轮的全球化可能包含的特征。”

  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如何从服务贸易大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是我国当下的课题。

  服务贸易与全球化解绑

  在某种程度上，套利行为推动了全球化。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认为，只要各国相对价格不同，人们就可以通过低买高卖的双向套利赚钱。当涉及到商品时，套利被称为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技术限制意味着套利主要发生在商品上。全球化主要意味着商品跨越了国界，不过大约从1990年开始，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得一种不同类型的套利成为可能，即跨国工厂。

  协调技术使七国集团（G7）的公司得以将一些生产阶段扩展到附近的发展中国家去，同时仍保持整个生产过程平稳可靠地运行。巨大的工资差异使得这种通过制造地点的套利有利可图。

  鲍德温认为，历史上全球化的发展经历过四次浪潮，共发生了三次解绑。第一次解绑可以追溯到1860年左右的国际贸易兴起，发生了货物贸易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解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价值链逐步成形，这被称为“全球化3.0”。这一次的全球化也伴随着第二次解绑，其中不仅涉及到货物贸易的供给和需求解绑，而且是整个生产链条上各个生产环节的解绑，生产环节在全球空间上的分离。到了现在，货物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的分离现象变得更加突出了。

  鲍德温认为，全球化4.0就是第三次解绑，当数字技术允许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利用国际工资差异套利时，这就会发生。

  他表示，全球化4.0将冲击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数以亿计的服务业和专业人员将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数字贸易飞速发展

  跨境交付指服务的提供者在某一世贸组织（WTO）成员方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方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在中国境内通过电信、邮政、计算机网络等手段实现对境外的外国消费者的服务。

  可以看到的是，数字贸易中的跨境交付的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推动，开始飞速发展。

  据商务部服贸司8月初发布数据，受疫情冲击，2020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总体呈现趋稳态势，服务出口表现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6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9744.3亿元，增长9.2%，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7%，提升9.6个百分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趋向“在线化”与“零接触”发展，受疫情影响总体可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冲击下更显优势和潜力。

  相比之下，传统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明显。1~6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5580.8亿元，下降42.9%，其中出口下降45.0%，进口下降42.6%，是导致服务贸易下降的主要因素。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暴发后，第三次解绑的迹象已经明显得到加强，包括远程医疗、办公、教育和会议等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以远程医疗来说，这原来只不过是简单地远程互传一些信息，但通过现在的手段，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远程连接诊疗设备的试验，医生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态，这些发展会成为服务贸易进步的重要的动力。”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在积极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传统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未来，虽然挑战较大，但是挑战对各个国家都一样，而且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挑战更大，因此要仔细思考如何在疫情存在的情况下，对外输出我们的商业模式，比如中国的互联网技术、软件服务以及社交媒体等。

  服务贸易逆差来源与继续开放

  根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19）报告，2018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4.57%，世界排名第二。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9%，比上一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

  这一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过仍有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一般在60%以上，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21.43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占81%。

  我国如何能从服务贸易大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呢？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知识产权使用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为2252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79%；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322亿元，进口1930亿元，贸易逆差达1608亿元。

  相比于知识产权使用费，同属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金融服务则呈顺差态势。2017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171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约6.7%，排名第四，仅次于旅行、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其中出口1876亿元，进口1295亿元，形成581亿元顺差。同期，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59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0.76%；其中出口250亿元，进口109亿元，形成141亿元顺差。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资开放的重点部门，负面清单上的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覆盖在服务贸易领域，其中包括今年继续开放的金融业，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开放的电信业，这些都是外资含量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

  在推动服务贸易继续发展的背景下，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同时，在前两轮基础上“全面深化”，重点围绕推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提出三个方面8项试点任务、122项具体举措。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在近期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开放方面，新一轮试点的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在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重点推出26项举措。

  具体举措主要包括：针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进行开放压力测试，如推动允许外国机构独立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会、在中国境内经营无船承运无须为中国企业法人、支持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等；针对自然人移动，探索放宽特定服务领域限制性措施，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便利境外专业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如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专业人士在海南、深圳、广州等试点地区提供工程咨询服务，开展与港澳专业服务资质互认试点，探索整合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便利外国人来华就业等；鼓励试点地区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如积极推进教育、法律、金融等领域国际合作，建设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园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