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杨涛 程炼：从支付清算指标看资金流动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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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当前，我国越来越重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支付清算体系正是其核心，对于经济金融运行、金融稳定与监管、金融改革与开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支付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也给支付体系带来深远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一方面结合2019年的支付体系运行情况，深入梳理当前支付市场自身运行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区域、行业资金流动特点。

  支付清算体系运行情况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现金支付业务3310.19亿笔，总金额为3779.49万亿元，与2018年相比，分别增长50.25%和0.29%；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5685.12亿笔，金额为6902.22万亿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163.54%和12.36%。支付系统业务笔数之所以持续上升，主要缘于网联平台的贡献，到2019年末，总共有534家商业银行和115家支付机构接入该平台。在2019年全年共处理业务3975.42亿笔，占据了支付系统业务笔数总量的69.93%。与支付业务数量迅速上升形成对照的是，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业务金额自2015年以来进入了稳定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由于非现金支付和支付系统业务的交易笔数增速均大大超过交易金额增速，两者的平均交易规模显著下降。2019年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平均交易规模为1.14万元/笔，较2018年的1.71万元/笔下降了33.25%，支付系统业务的平均交易规模从2018年的2.85万元/笔变为1.21万元/笔，下降了57.36%。可以看到，尽管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交易金额增长远远低于支付系统业务，但是由于后者的交易笔数上升更快，因此平均交易规模的下降幅度反而更大，也使得两者的平均业务规模更为趋近。这种现象显示了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对支付活动以及支付平台之间替代效应的影响。

  从更细的层面来看，在非现金支付工具内部，票据的平均交易规模总体上在逐渐上升，这是由于随着其业务占比的下降，小额业务更快地被其他非现金支付方式所替代。贷记转账等支付方式的平均交易规模则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回落，但2018年以来又有所上升。银行卡的平均交易金额是三者之中最小的，一直在万元以下，并且自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反映了该交易主要还是以个人小额业务为主。

  就电子支付业务看，特别是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业务，仍然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增速较以往有所下降，尤其是业务金额的增速下降更为明显。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2233.88亿笔，金额为2607.04万亿元，与2018年相比，分别增加27.51%和2.65%，增速则有所下降。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7199.98亿笔，金额为249.88万亿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35.69%和20.10%，增速同样显著低于去年的85.05%和45.23%。在业务规模的季节特征上，移动支付和网上支付都保持了2018年的模式，即第一季度较高，第二季度回落，之后两个季度再次上升。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则没有延续2018年的上述季节特征，而是变为了从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业务规模逐步上升，与2016年和2017年的情况相同。对比之下，2018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的网络支付的季节模式出现变化，很可能是由于当年第二季度起，央行统计口径进行调整的短期影响，即把实体商户条码支付业务数据从网络支付转移到银行卡收单进行统计。

  网联清算平台的交易量在2019年继续保持着增长势头，但增速趋于平稳。在2019年第四季度，网联平台的季度业务规模已经达到1257.71亿笔，金额为78.49万亿元。2019年网联平台总共处理业务273 975.42亿笔，总金额为259.84万亿元，分别占支付系统业务总量的69.93%和3.76%。从业务笔数和金额占比可以看出，网联平台的平均业务规模要远远低于支付系统总体的平均业务规模，并且由于业务笔数相对金额增长更快，因此其平均业务规模在2019年的四个季度有所下降。

  在结算账户方面，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112.84亿户，同比增长12.07%，高于2018年的9.82%，从而扭转了增速自2012年以来逐渐下降的趋势。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开立单位银行账户6 836.87万户，同比增长11.73%，增速较2018年末上升0.15个百分点。在个人结算账户数量加速上升之后，2019年单位结算账户在银行结算账户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2018年有所下降，为59.90%，与2016年的水平相当。

  支付清算运行的区域特点

  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依次为我国资金流动总量最高的地区，除了广东、深圳与浙江的排名略有变化，与2017年的情况基本相同。其中，北京、上海与深圳在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交易总金额中的占比分别为33.12%、20%和6%，相比2017年则略有上升，尤其是上海保持了自2014年以来的增长趋势，三大金融枢纽之外的其他地区在交易金额总量中的占比则较2017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为40%。资金流动总量最低的5个地区依次为西 藏、青海、海南、宁夏、新疆，除了海南与宁夏交换顺序外，与2017年相同。在资金流动规模的变化方面，2018年各地区也存在很大差别。其中相对于2017年增长幅度最大的是深圳，为28.89%，之后是上海和江西，增幅分别27.75%和21.71%，其他增幅接近20%的地区还有浙江、北京、云南和江苏。2018年资金流动规模下降的地区有9个，其中海南的降幅最大，为22.10%，超过居降幅次席的吉林的两倍。

  在地区间资金流动的模式方面，2018年北京、上海与深圳三大金融枢纽城市之间的资金联系有所加强。北京与上海之间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进行的资金流动份额由2017年的19%上升为21%，上海与深圳之间的资金流动份额也由4%上升为5%，但与此同时，北京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份额由2017年的34%下降为31%，上海与其他地区之间资金流动的份额也由19%下降到18%。在各地区的外部资金流动对象中，北京仍然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其中，福建和深圳最大的资金流动对象都是北京，其份额分别占两地资金流动总量的30%和31%；相形之下，两地内部资金流动占总体资金流动的比例则各为25%和26%。除了自身和这两个地区之外，北京是其他国内地区的第二大资金流动对象。上海也是各地区的重要资金流动对象，但其地位仍然无法与北京相比，即便是在与上海经贸关系紧密的长三角地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最大的外部资金流动对象仍是北京。

  我们把每个地区在其资金来源地的异地资金流出规模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加总，得到该地区于2018年在地区之间资金流动上的地位指数，并且与2017年的结果进行比较。对比这两年各地区的地位指数以及它们在总体资金流动规模上的排序，可以发现结果高度相似，尤其前五名和最后五名所包含的地区几乎一致。不过在相对固定的格局之下，仍然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如北京虽然继续高居地位指数的首位，但是其具体数值这两年连续下降，从2016年的13.13变为了2018年的12.48；上海的指数值则在持续上升，从2016年的5.46变为了2018年的6.27。其他地区的指数值则各有升降，目前还没有呈现出明确的集中或分散化趋势。

  不同类型银行间资金流动特点

  与宏观经济风险的时间维度相对应，因金融系统结构而产生的金融脆弱性则是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各类银行之间的资金流动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它们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可能的风险传染渠道，因此也是分析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2018年，国有商业银行在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的业务总量中所占份额与2017年相同，为25%。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份额则较上年有所下降，分别为22%和13%。相应地，其他银行的份额显著上升，由上年的37%变为41%，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

  在资金流向上，2018年银行间资金流转所占份额为84%，较2017年上升了两个百分点。在同类银行业机构内部的资金流转总量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份额由2017年的41%下降为40%，股份制商业银行则从2017年的33%回升至34%，城市商业银行的份额逆转了往年的上升趋势，由2017年的16%下跌至13%，其他银行机构的份额则由2017年的7%上升为8%，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增长势头。

  在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资金流动的份额方面，2018年的格局也有较大变化。国有商业银行相关资金流动的份额从2017年的45%下降为41%，其中降幅最为明显的是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其份额从2017年的16%滑落至11%，下降了5个百分点。相应地，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关资金流动的份额也从2017年的42%下降为37%。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金流动份额也分别从2017年的29%和46%下滑至23%与40%。在上述各类银行之外的剩余部分机构参与的资金流动份额则有极大提升，从上年的35%跃升至48%，其中各类机构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从上年的3%上升为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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