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规则：皇室、贵族与武力、商业联姻

文/（美）埃里克·沃尔夫/译/贾士蘅

葡萄牙是第一个成为扩张活动中心的欧洲国家，在海外追求财富。它也是一个最不为了解的扩张主义国家。葡萄牙是个穷国，在中世纪末年不过只有100万居民。可是不久它便在远方建立了殖民地，如美洲的巴西、非洲的莫桑比克和东南亚的马六甲。

1725年，果阿大主教还在梦想一个葡萄牙帝国，说上帝确曾答应让它征服全世界。可是到了1800年，它已衰退为一个二流国家。回想起来，以这么狭窄的生态资源为基础，它在最初扩张时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和热情，实在是一件反常的事。

葡萄牙：“航海者亨利王子”垄断西非海岸贸易

葡萄牙最早是西班牙莱昂政权的一个边界采邑。它和莱昂一样逐渐成长，以抢劫为生的骑士和殖民者向南进入伊斯 兰教势力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可是它与西班牙不一样，早早便自成政治单位，1147年由伊斯 兰教徒手中夺下里斯本，1249年最后一个伊斯 兰教根据地斯尔韦斯落入葡萄牙军队之手。1385年，新建立的葡萄牙王国击败了卡斯蒂利亚人，在由阿维什宗教-军事教团大首领建立的王朝统治下，维持了国家的完整。

虽然葡萄牙人航行到很远的地方，但在整个历史上它都十分倚重农业。葡国土地陡峭、多石，不宜耕作，降雨量小又不规律，作物贫乏。不过，大多数人口却从事农业。他们大半租田耕作，支付租金或货物以长期占用耕地，或每周两到三天无偿为地主服劳役。

由于倚重农业，葡萄牙也向内陆发展，远离海洋。葡萄牙和非洲西海岸的外海有寒流流经，可以捕鱼，但恶浪很大，又无避风港。它们纵然在海上探索，航海人口却历来不多，出外洋的船只找不到足够的水手，而且也没有多少船。葡国境内适合造船的木料很少，必须进口大部分的木材和海运用品。即使在鼎盛的时候，葡萄牙也只有300艘出远洋的船。从事海外扩张以后，大多数的葡萄牙船只均是在印度的港口果阿和巴伊亚修造，多使用巴西运来的硬木。它们还要从其他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奴隶中征召海员，以补葡籍海员的不足。

在葡国国内，农业租金和力役税供养了军事贵族阶级和庞大的教会组织。军事贵族免缴税，也不能对他们任意拘捕。14世纪黑死病流行欧洲后，葡国人口减少，农村租金不得不降低，但市镇工资较高，将乡下人吸引进来。农业劳工的缺乏，也促使靠地租度日的贵族整军经武，向国外另找劳动力的出处。在1450~1500年葡萄牙取得的15万非洲奴隶中，有些被派赴新占领的非洲西海岸外大西洋(600558,股吧)上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那里出产糖和小麦。有些非洲奴隶被卖给意大利和西班牙，但大多数却被运回葡萄牙，成为新的受法规约束的无偿劳工。

同时，在1385年与卡斯蒂利亚的战争以后，葡萄牙军事贵族丧失了许多政治权力，大多数“老贵族”被杀，或因偏袒卡斯蒂利亚人被流放。这个情形造成支持阿维什王朝的“新贵族”得势，也增加了商人阶级的重要性。

14世纪晚期，葡萄牙商人地位更为重要，尤以在里斯本和波尔图最明显。他们买卖农产品(000061,股吧)，先是谷物而后又以橄榄油、水果酒、软木和染料，交换英国的布料。他们也从塞图巴尔的盐池向欧洲供应保存肉类和鱼类需要的食盐。

当时最大的商人是葡萄牙王室，他们最初是通过“航海者亨利王子”的活动走上这条路。在历史上，亨利以他对航海与绘制地图的兴趣而著称。但他也用在西非和大西洋群岛的贸易，出让阿尔加维沿海地区的捕鱼权，将染料和糖进口到葡萄牙，以及控制国内肥皂制造业等办法所赚的钱，去从事各种活动。但这一再遭到葡萄牙议会的抗议。

1425年葡萄牙攻占了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黄金贸易的终点站之一休达，亨利是此次征战的指挥者。他又从沿西非海岸航行奴隶的捕获与销售中得利。随后，葡萄牙王室将对于进口黄金、奴隶、香料和象牙的专利权，以及所有进出口特权留给自己。普通商人则需申请特许权从这类活动中获利，他们始终没有足够的权势，对葡萄牙既有的阶级结构做出重大改变。

西班牙：为他国输送商业财富的管道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是西班牙。1469年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两国君主联姻，统一为西班牙王国。在此之前，日耳曼人和伊 兰教徒分别从北方和南方入侵，破坏了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行政上的统一，只在北方残留了几个小邦。这些小邦逐渐统一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后者包括加泰罗尼亚公国和阿拉贡公国。

14世纪中期，这两个国家的统一是非常不稳定的。卡斯蒂利亚当时正进攻信奉伊斯 兰教的安达卢斯，它是一个军事政权，将征服的土地分配给在征伐中带兵的军事贵族，后者不久就成为拥有广阔领地的大领主。这导致15世纪末出现了2%或3%人口拥有97%土地的局面，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之手。卡斯蒂利亚地区主要产业是饲养牲畜，尤其是放牧绵羊生产美利奴羊毛，出售给尼德兰（今荷兰一带）织成布。

相反，阿拉贡王室的土地是由定居者逐渐拓殖而来，土地分配比在卡斯蒂利亚更平均。它们还统一了重商的加泰罗尼亚公国和以农业为主的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在13世纪与14世纪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国家，其海上贸易关系远达黎凡特地区。可是在15世纪，它却在竞争中败给了热那亚。热那亚不仅降低了加泰罗尼亚在地中海的影响力，还越过它与卡斯蒂利亚直接建立了商业和金融关系。热那亚的金融业者愈卡斯蒂利亚生产羊毛的贵族联合，扼杀了加泰罗尼亚商业的成长，并逐渐降低了后者的纺织品生产与外销的效率。

14世纪末和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经济进一步衰退，当地农民为反对封建贡赋税收，发动了一连串猛烈的起义。商业贵族阶级与小商人和工匠，又在市镇中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一，是把两个极不平等的伙伴强拉在一起，也确保卡斯蒂利亚支配阿拉贡，成为一个“倒退的社会”。拥有庞大羊群的贵族，在这个新兴的伊比利亚政权中成为领袖。这些贵族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牧羊主联盟，以此提高他们向王室纳税时从国家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卡斯蒂利亚的羊毛由北方的港埠输出，这使坎塔布连边境地区，与卡斯蒂利亚军事贵族的利害关系结合起来。

卡斯蒂利亚转向畜牧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此举不仅压制了西班牙境内的工业发展，还降低了其他阶级质疑收取贡赋的军人主权的能力。战争与掠取人民和资源，成为社会繁殖的主要方式，而非工商业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对新世界（主要指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本身再征服的延伸。16世纪以后，白银由新世界注入，引起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进一步阻止了西班牙工业的发展，使它不能与尼德兰的工业产品争一日之长短。

然而，新世界的白银也增加了国王的财源。西班牙的绵羊和美洲的白银，加起来支持了西班牙在欧洲大规模的战争。它造成皇家官僚政治的成长，远超过西班牙经济的终极能力，结果是它们必须向外国金融业举债，而以未来进口的白银和出售羊毛的税收为抵押。外国金融业者因而乐得把钱借给西班牙，西班牙则始终没有一套前后连贯的经济政策，其帝国的官僚系统不过是一条将财富输入意大利。日耳曼南部和尼德兰国库的管道而已。

此举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农业，农业的衰落使得领主无法征收到赋税，他们也不能偿付抵押。17世纪中叶，甚至西班牙羊毛的外销也竞争不过英国，船运也衰退了。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造船业者已敌不过北欧造船所的新技术。资本开始流入私人贷款及政府债券，因为所得利率高于投资直接生产事业的利率。

1600年的西班牙，已经成为塞万提斯在其杰作《堂吉诃德》中描写的衰败破灭的光怪世界了。西班牙经济到此不过是为其他经济体不断输送商业财富，是“外国人的母亲，西班牙人的继母”。

商业流通的极限

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这三个欧洲国家相继经历了大规模的海外商业扩张，结果却是国事每况愈下。与此同时，法国则将精力花在国内的统一上，它将权力集中在巴黎，而缩减其沿海地区的活动。

15世纪早期，葡萄牙因国家与商人的联盟而兴隆。16世纪这个联盟继续扩展，17世纪却逐渐式微。1703年的《麦修恩条约》允许英国纺织品进入葡萄牙，以交换该国产葡萄酒输出到英国。这项条约更促成葡萄牙国家与商人联盟的解体。16世纪，统一后的西班牙在卡斯蒂利亚统治者的领导下，扩张成了一个由佛罗里达到智利，由加勒比海岛屿到菲律宾群岛的越洋帝国。可是到了17世纪初期，西班牙已经式微，在凋敝的状况中仍不知伟大的荣耀已成过去。

波旁王朝在18世纪采取“实用开明”的政策试图挽回颓势，却徒劳无功。1566年尼德兰反抗西班牙获得成功，16世纪和17世纪向海外扩张，但在17世纪末达到势力的极限，越来越感受到英国的压力。18世纪，法国想要将英国逐出印度和北美洲。可是这时它的工业成长和海军实力都已萎缩，基本上成为一个陆地国家，无法与英国的海军和工业竞争。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17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些在15世纪克服了“封建制度危机”的国家，在17世纪却被经济不景气和政治上的问题拖垮了。在伊比利亚半岛，这个情形尤为明显，所有的盈余因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与宫廷的奢华消费而耗尽。连绵的战争和抢劫使封建贵族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增加，又造成市镇与乡村经济的停滞。与此同时，战争花销日益增加，或是耗竭了资源，或是将资源给了皇室的债主。法国的盈余集中在国王之手，国王用这些盈余打击或收买国内的敌对力量，并从事对外战争，使其他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受到损耗。尼德兰政府的要求就比较有分寸，它也能不太挥霍。

可是世界性的商业扩张加重了尼德兰商人中间人的作用，也促进了贸易与运输业的附属制造业的发展，如造船和供应海军必需品。尼德兰的情形说明，造成危机的不是战事与宫廷生活昂贵的开支本身，而是由于未能将在战争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利润，用于新兴生产盈余物品的活动，这种能力有赖于将商业财富转化为资本。

相比之下，英国的情形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它起初是一个位于边缘的殖民国家。对岸的大陆住的是强邻，它们比英国富有，也有更复杂完备的制度。可是在诺曼底诸王统治下的英国早早统一，它的行政机构的统一也取消了内部货物与人民流通的障碍。一直到19世纪，这些障碍仍困扰着欧洲大陆上的邻国。英国的农民在法律上非常软弱，很容易被赶离家园，它的布料贸易的成长也是一大成功，使它进入了更广大的市场和政治势力范围，从许多幸运的事件中受惠。最后，它混合新旧而又成本低廉的统治方式，在建立和维持资本主义工业化依靠的阶级力量的分配上，也非常成功。英国日后也会付出“后起之秀的罚金”，但这已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它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方式。

“谁能控制贸易 谁就制定规则”

在公元800年以后的几百年间，欧洲由一个旧世界的边疆，变成了财富与权势的中心。欧洲的两个阶级联合起来促成了这一结果。一个是军事大封建主阶级，一心一意要扩大其封建领地。另一个是商人阶级，希望将剩余的货物转化为金钱和利润。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产生了许多领土国家，将权力由有自主权的大封建主转移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手中。封建贵族不再能跨国界组成独立的联盟，而越来越服从一个政治中心的指导。为此，中央政府保证其封建的权力。同时，贸易的成长，促成很多将剩余贡物转化成战略性的，并能增加名望的商品的机会。新的政治体系可以凭借赞助商业的办法，增加其手中的资源。可是，商业也造成一个可能的威胁。良好的交易固然可以加强国力，不好的交易也能削弱国力，会吞噬国家的心脏。新兴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也得决定，它们与贸易及含糊承诺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而言之，亚洲自罗马时代起，便为欧洲收取贡物的阶级承办珍贵的货物，长久以来耗竭了欧洲的贵金属。因此，在亚洲扩大征服与贸易，可以逆转这个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并使欧洲的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戴维南特提倡“重金主义”，他写道：“不管是谁控制这个贸易，他都可以为整个商业世界制定规则。”

作者为奥地利裔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译者曾任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研究员。本专题文章编选自《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中文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8月版）。本版图片选自《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中文版，感谢后浪出版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