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赚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1950 年代末，我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

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一位维也纳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

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著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

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02  14 岁的经历

我一生的经验成型于 1944 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 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

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

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

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

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生活、赚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

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他被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工作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 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

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03“易错性”和“反身性”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

17 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的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

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