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艾琳

  近日，美联储通过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的修改，并将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修改包括将允许银行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等的投资。

  同时，美国监管部门还取消了银行在与旗下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缴纳初始保证金的要求，预计这将释放近440亿美元资金。

  消息一出，美国银行股集体走高，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等收盘涨幅均超3%，更有观点认为，华尔街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全面去监管，并称“美联储亲手为下一次危机播下种子”。但事实上，这类观点夸大了此次去监管的力度和实质，包括对银行做市商业务的限制、美联储年度压力测试（CCAR）的严格要求等“紧箍咒”仍未松绑。

  被夸大的“去监管”

  此次沃尔克法则的修改仅是近年来去监管进程的一小部分，“整体来看，去监管的力度不算太大，华尔街期待进一步的去监管，尤其是对做市业务。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去监管可能会持续推进，但如果拜登当选，华尔街可能迎来的是强监管，而非去监管。”纽约某投行资深主管冯磊（Mitch）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允许银行增加对创业投资基金等的投资，但这些投资需要非常高的资本金，对银行不太具有吸引力，尤其是银行可能不会作为主要投资人去投资一项基金，否则可能承担过多风险。”他称。

  另一项涉及衍生品免缴初始保证金的事项，可以让美国大行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主要银行公平竞争，但影响力并不大。

  在2008年危机后，美国对于掉期交易等衍生品交易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某欧资银行债券资本市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监管措施主要分三步：首先，交易前要进行中央申报（trade repository）;第二，掉期交易要经过中央清算；第三，如果选择不做中央清算而留在场外，则要增加资本占用率，相当于增加银行的成本。被称为危机祸端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就是被监管的品种之一。

  掉期市场规模达上万亿美元，但该市场缺乏透明度，危机时银行等机构出现巨大亏损。危机发生后的几年里，监管要求在电子交易所进行标准化的掉期交易，并通过中央对手方的设施进行清算，以提高透明度并降低风险。但为了满足买卖双方特殊需要而量身定做的掉期交易则仍在场外（OTC）进行，对于这些场外掉期交易，监管机构要求有固定数额的抵押品，即保证金，作为一方可能违约时的缓冲。这包括在交易开始时留出的初始保证金和所谓的变动保证金，如果一方的风险敞口在合约期间的某个时候增加，就必须使用该保证金。

  根据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ISDA）最近的一项调查，这一规定迫使互换市场的20个最大参与者在2019年之前拨出440亿美元的资金。ISDA的成员包括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利益集团。

  “沃尔克紧箍咒”短期难去

  2014年正式生效的“沃尔克规则”对华尔街大行是难以忘却的痛，该规则剑指银行盈利能力最强的交易业务，即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等，只允许银行为做市、风险对冲从事自营交易，然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即使是在此次去监管下，这种模糊的界限也并未得到解决。

  瑞银投行部原总裁奥塞尔此前对记者表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细则限制了银行的做市商功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别银行的中介功能（做市商）和自营交易的不同角色。同样，监管方也应该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进行区分，并分类监管。”

  “需要保留沃尔克规则，”冯磊称，“应该明令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但可以消除任何限制银行发挥做市功能的法规。”

  沃尔克规则的核心是禁止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而在做市交易方面，规则旨在制止银行以“作价买卖交易”的幌子来掩饰其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注，但实施如此强硬的限制性措施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例如不少研究发现，该规则降低了市场流动性，由于限制银行进行自营交易，而以客户名义进行的做市、对冲、背书等交易在外部特征上与自营交易非常相似。

  此外，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CCAR）也被认为需要改革。某欧洲投行高管此前对记者称：“没有一家银行是不反对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的，且各大监管机构的目标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冲突。”尽管银行家承认压力测试确保了体系的安全，有不少具有价值的部分值得保留，但应将满足测试要求的银行资产规模标准提升为总资产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

  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几年，他始终在缓步推进此前承诺的“去监管”，只是阻力不小。

  去年10月，美联储通过了一系列银行监管规则，包括根据银行的不同风险级别来设定不同的合规要求，且特别放松了针对小型社区银行的管制。风险级别最低的银行合规要求将会下降，主要因为他们的风险取向小。而随着承担风险的增多，银行会进入新的风险级别，合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美联储预计最终的法规会将整体资本金要求小幅下降0.6%，约合115亿美元。所需流动性，即银行可以方便买卖的工具总数，会下降2%（针对超100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和海外银行）。然而，对风险级别最高的银行，法规并未减少资本金或流动性要求，这些银行包括美国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市场认为，这是美联储迈向减少危机后“过度监管”副作用的重要一步。

  此外，当时的监管变化还将在美设立分支的银行所需更新“生前遗嘱”（Living will）的频率，从过去的1年延长至4年。这也是被华尔街诟病的导致合规成本攀升的原因之一。

  《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第165条规定了金融机构“生前遗嘱”制度，作为预备破产的方案，即“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即使受到重创被迫歇业倒闭也不能破坏金融系统。为此，这些银行要拟定计划，说明万一在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无力偿债时，将怎样处理，是分拆、清算还是出售业务。

  此前，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称：“我认为不应该对大银行彻底去监管，也不支持政府最终不计成本纾困大机构，让纳税人买单，但繁琐的金融监管细节的确可以简化，尤其是可以考虑取消‘沃尔克规则’，包括有关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细则。”他称，“当年监管繁复可能并不是出于谨慎，而是因为危机后，参与制定监管细则的相关利益方太多，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谈判的结果就是越来越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