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次疫情的非常性和危机性，在这样危机时刻，央行做什么都不过分，不应有任何推脱，应最大限度、竭尽全力去做。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为了经济复原，需要采取措施。当前不是担心债务膨胀的时候，而是支持政府拿出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政策。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我们有足够的弹性，所有的选项都可以作为讨论的对象。

  疫情袭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成了抗疫先锋，可以说，央行重新拾回了“筹措战费”的功能。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最近表示，我们充分意识到这次疫情的非常性和危机性，在这样危机时刻，央行做什么都不过分，不应有任何推脱，应最大限度、竭尽全力去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为了经济复原，需要采取措施。当前不是担心债务膨胀的时候，而是支持政府拿出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政策。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则表示，我们有足够的弹性，所有的选项都可以作为讨论的对象。

  央行总裁们的表态堪称央行的自觉抗疫宣言。各家央行也开始在行动上落实大规模释放货币政策。在疫情下，美联储能在较短时间内释放出2.2万亿美元的超大规模资金，反映美国的金融市场有相当成熟的市场厚度。如果纽约金融市场没有深厚的市场厚度，就无法配合美联储完成如此巨大规模的资金供应任务。

  在分析央行“各流派”举措时，要就日美欧各自央行资产与其GDP的对比来看。目前，日本央行占比已超过120%，2019年美联储只有20%，欧洲央行40%左右，现在均超过40%。日本早在2019年就超过了65%，这折射出日美欧货币政策的姿态不同。

  一是日美欧量宽政策起点不同。表面看，美欧是在较高利率水平上起步的，日本则是在相对较低利率水平上出发的。如果说全球央行间存在量宽政策竞争的话，那么其政策起点的利率水平可谓竞争条件之一，值得关注。

  日本虽在政策表象上是低起点，即起步时政策利率只有0.5%，与美欧相比在绝对值上显得超低。而美联储自次贷危机后就进入降息过程，2008年4月底已降息至2.0%。也就是说，2.0%成为美联储雷曼冲击后应对危机的政策起点。而从日本金融政策的纵向历史看，0.5%的政策起点却是2001年以来的峰值。2001年日本央行搞零利率+量宽政策，到2006年上半期完成“量宽退出”，同年7月14日，即人民币汇改升值满一年时加息0.25%，摆脱零利率，2007年2月21日，再加息0.25%，达0.5%。而至此美欧政策利率已处峰值一年多，美国23家住宅贷款机构倒闭。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央行的最后加息，堪称压垮美欧泡沫，引发次贷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连日本经济学者都认为日本央行是引发“次贷危机”的“共犯”。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降息一落到底，而日本政策谨慎，欧洲央行迟缓摇摆。直到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才降息0.20%，而不是加息时的0.25%。直到2010年10月，最终将政策利率止于0~0.1%。实质上，这个0.1%至今仍是日本金融政策的“硬核指标”，即在央行准备金的基础部分仍执行0.1%的利率政策。

  二是日本央行政策的出发点不同，其意图是要在美欧间找平衡。对美的考虑包含外汇的稳定性、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以及内需稳定性等。对欧洲央行，日本同样要考虑量宽竞争。尤其重要的是“日元升值”问题，这是日本货币当局非常警惕的问题。此前，市场上有一个看法，认为日元是避险工具，即每当金融市场动荡时，日元都会升值，也就是资金会向日元跑。当然有各种解释，到底为什么资金会向日本转移，或许与日本央行刻意留下这个硬核0.1%利率有关。

  三是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和构成不同。疫情下，日本央行资产及其构成出现明显变化。其总资产增至604万亿日元，其中长期国债473万亿日元，居主导地位，另一个是央行购买的上市投资信托(ETF)，再有就是外汇资产、商业票据(CP)、不动产证券化信托(REIT)。央行资产构成比较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是“长期国债”，这是黑田东彦强调的所谓注重“质”的量化宽松政策之锚。

  日本央行多次微调的结果是日元汇率超级稳定，其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年振幅为1976年以来最小，堪称实现了日元汇率稳定的政策效果。长期利率锁定为零，即在0%上下波动，使得与美国的长期利率的利差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保证了日元汇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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