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献策经济重启：发放9000亿元现金券和消费券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直接冲击实体经济，造成全球经济社会层面上的巨大灾难。虽然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面，但是正如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所显示，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外生冲击百年一遇，已经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较于复杂局面下的疫后经济重建目标及较长期将面临的下行压力，显得力度偏弱且碎片化，政策目标明确度不高。1929年大萧条因政策力度不够而迁延日久，就是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经济疲软的惯性会使得后期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问题更难解决。当前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以更强的推动力，出台力度更大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方案，使得经济重获活力。

近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多次组织教授们就疫后中国经济重启建言献策，根据疫情影响性质以及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效果更好、更直接，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可作为财政政策选项。消费券多在经济急速下滑时采用，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消费，消费增加带动企业生产，生产增加提供就业岗位，就业促进消费，整个过程不仅良性循环且具有乘数效应。

我们和蚂蚁金服的联合研究分析3月27日和4月3日杭州市政府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的350万套、总价值2.5亿元的消费券的实施效果后发现，消费券的实施对疫后拉动消费有积极的正面作用。1元钱的财政补贴能带动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消费券面额越大，拉动效应越强，拉动效果不会导致未来消费的下滑；对不同行业和人群的消费刺激效果没有受到 “数字鸿沟”的影响。

同时，通过对消费券在广西全境实施效果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消费券对消费的提振作用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同样显著，带来的乘数效应甚至更大。推出灵活、符合民众心理、对民众行为能形成巧妙“助推”（behavioral nudge）作用的数字消费券，可以用相对较低的财政支出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双层”消费激励方案，对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现金券；同时全国范围实施大规模消费券发放。该方案规模为9000亿元。

首先，针对低收入群体和湖北就业人口全体发放1000元现金券（即政府补贴比例100%的消费券）。根据人社部数据披露，中国的就业人数于2019年12月已达7.7471亿人，劳动参与率为55.33%（7.7471/14）。若将月收入3000元以下就业人口视为低收入群体，该群体占比31%。因此估算，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口约为2.23亿人[（14-0.5917）×55.33%×31%）]，湖北省就业人口约为3273.88万人。因此现金券补贴金额为：2627.31亿（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补贴金额+湖北省就业人群补贴金额=22999.18万×1000元+3273.88万×1000元）。该群体恩格尔系数很高，收入基本都要花出去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对这个群体发放现金券，主要政策目标是纾困和救济民生。

具体实施上，现金券发放可以探索与消除“数字鸿沟”联系起来，借此将逾2亿低收入群体纳入到以移动互联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体系。通过电信、第三方支付平台、民政部门、财政部门等协同，甄别出受益群体，精准发放数字现金券。我们估计，财政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的投入大约为1200亿-1400亿（以成本价采购手机和1年的流量套餐，大约每人600元-700元）。值得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长期投入和应用场景方面的大量创新为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发放总额为5000亿元的消费券，由国家统筹规模和央地资金划拨，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探索“一城一策”。 虽然各地具体情况有异、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是杭州案例对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消费券所能带来的消费增长有很大的启示。以杭州3.5倍的新增消费拉动倍数计算，5000亿的消费券核销能够带来1.75万亿的社会零售总额，带动4.25%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宏观政策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刘俏、徐宪平、周黎安、陈玉宇、张峥、颜色、唐遥、张琳、高茜芸、张佳慧

新京报编辑 孙勇 校对 危卓